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学，那么困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的资质愚钝，赶不上别人；我的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但是，天天学习，持之以恒，从不怠惰，直到学业有成，也就不知道自己原来的愚纯与平庸了。我的资质聪明，高过别人一倍；我的才思敏捷，高过别人一倍。可是，丢弃不利用，结果与愚钝平庸的人相比，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孔子创立的儒家道统，最终由资质愚钝的曾参承传下来。由此可见，愚钝和聪明，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岂能是一成不变的？
蜀地的边境，有两个僧人，一个贫穷，一个富有。贫穷的对富有的说：“我打算去南海，怎么样？”富者则问：“你凭靠什么前往？“”贫者回答：“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足够了。”富者说：我多年来打算购买船只沿江而下，至今还未去成。你究竞凭靠什么前往！”过了明年，贫者从南海归来，把这件事告诉给富者，富者流露出惭愧的颜色。西蜀离南海，不知有几千里路程。富僧不能到达，贫僧能到达那里。人们确立志向，反而不如蜀地边境的贫穷僧人吗？
因此聪明与敏捷，是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的。自恃自己的聪明与敏捷的资质，却不学习，是自甘失败的人。愚钝与平庸，是可以限定又不可以限定的。不受自己愚钝与平庸的资质所限制，而是刻苦学习，不知疲倦，是力求上进的人。
《为学一首示子侄》开篇确立的是“难”与“易”的哲学命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告诉读者：“难事”与“易事”是相互转化的，是否转化的关键在于：“为之”还是“不为”。这就以辩证法为依据，为全篇论述“为学之道”，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依据辩证法的理论，作者顺便推出全篇的主要观点：“人之为学有难易学？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作者认为，为学之道，在于一个“学”字上，只要“学”，就没有做不成的学问。像农民化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所说：“衣食当须纪（经营），力耕不吾欺。”像老妪曾对李白大体上说的那样：“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像陆游对儿子说的那样：“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又像叶适所说：“功到深处，天教勤苦成。”还像刘克庄以艺人的口吻所说：“琴亦难精莫废弹。”
文章的主题显露之后，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语气，继续运用证的观点，从“愚”与“贤”这一矛盾的互相转化方面立论：“吾资之昏，不逮人也，材之庸，不建人也；旦旦而学久雨不息，乎成，雨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也，晋村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无以异也。”
第一，作者总体上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坚持为学之道，是“愚”与“贤”相互转化的关键所在。用韩愈《符读书城南》的诗句来说，就是“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即想知道学问的力量吗？不论贤者愚者，它可以让所有的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向既定的目标迈进。第二，作者所列举的正面事例是：坚持为学之道，愚笨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其中突出一个“学”字。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所说：“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第三，反面事例是：抛弃为学之道，不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由“贤”变“愚”。其中强调“用”还是“不用”的问题。《明史·王骥等传》说得好：“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谁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坚持为学之道，谁就是真正的贤者，谁就能突破重重难关，脱颖而出。毛泽东就特别重视“使用”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紧接着，作者举出历史事实，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论语·先进》说：“柴也愚，参也鲁。”即孔门弟子高柴愚笨，曾参迟钝。据此可知，作者列举的事实，是见于典籍的，因此显得言之凿凿。并从中阐明“愚蠢”与“聪明”这对矛盾的互相转化关系。对此，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高贵者最愚，卑贱者最聪明。”即高贵者包括聪明人，一旦自鸣得意，不坚持为学之道，不利用聪明才智，就变成最愚蠢的角色。相反，卑贱者包括愚笨的人，往往刻苦学习，善用其才，就变成最聪明的人。
作者的家乡在丹棱，在今四川省洪雅县。于是，他又举出当地的传说故事，同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充满了辩证的色彩：“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作者从西蜀贫僧身上，推演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有志者事竟成。从中隐含的结论是：有志者学业有成。由此说开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事先确立坚定不移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率先垂范。如果有鲁仲连的“蹈海”气概，愚公的“移山精神，“破釜沉舟”式的勇气，“卧薪尝胆”式的意志，“闻鸡起舞”式的毅力，“枕戈待旦”式的信念，就不会有干不成的事业，攀登不上的知识高峰。最终“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更倚天”。事理已经讲清，历史事实与传说故事已经列举，最后，作者总束全文：“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作者仍然运用辩证的观点，指出，“聪明与敏捷”“愚钝与平庸”这两大类资质，在一定条件下，将走向它们的反面。正因为此，它们作为人的内在因素，既可恃又不可恃，既可限又不可限。这一观点与开篇相照应，再次突出全文的主旨。
这篇文章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为学之道。所接触的与为学之道相关联的问题有三个，作者从提出这些问题到认识这些问题，都是以辩证法的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为学的难易程度。作者认为，为学的难与易之分在于：学习，则“为学”由难变易；不学，“为学”由易变难。为学之道，就在于落实一个“学”字。第二，人的“昏庸”与“聪敏”的资质。作者指出，坚持为学之道，可以由“昏庸”变为“聪敏”，否则，便由“聪敏”变为“昏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人的志向或毅力。作者觉得人的志向或毅力的因素很重要，在为学的过程中，志向坚定，毅力顽强，就可以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否则就是自甘失败者，就是落伍者。
这篇文章作于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潜心问学，不务声名，治学严谨朴实，形成一代学风。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的风气，同时劝勉子侄读书求学不要受资昏材庸、资聪材敏的限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前年望归归不得，去年中途脚无力。
残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堕眼前。
东家西家百壶酒，主人捧觞客长寿。
先生醉袖挽春回，万落千村满花柳。
山灵为渠也放颠，世界幻入兜罗绵。
似嫌衣锦太寒乞，别作玉屑妆山川。
人言少微照乡井，准备黄云三万顷。
何人办作陈莹中，来与先生共炊饼？
陈先生贬官后，与京师人书云：“南州有何事？今年有好雪，明年炊饼大耳。”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彭端淑（1697年-1777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眉州丹棱（今丹棱县）人。清朝官员、诗文作家。
彭端淑幼时聪颖，十岁能文。12岁时入县学，后就读于本邑紫云寺，得父洵、外祖父王庭诏训迪。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出为广东肇罗道。不久归乡，主讲锦江书院，颇负时望。官京师时，与弟肇洙、遵泗并称“三彭”。
彭端淑工诗善文，质实厚重，跨越一代，士林奉为圭臬，称乐斋先生。与绵州李调元、遂宁张问陶号称“清代四川三大才子”。晚始为诗，以五言见长。徐世昌《晚清诗汇》谓其诗“取法杜韩，涂辙甚正。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科臼，自是雅音。”文多警辟言，开人茅塞。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以四川二僧去南海朝圣为喻，论为学之道，立意精警，文字清新，迄今为初学者所传颂。论文宗仰司马迁、韩愈，论诗推尊陶潜、杜甫。所作散文，气势雄厚，笔力刚健。著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时文稿》《粤西杂草》《曹植以下八家诗选》《国朝蜀名家诗钞》行世。《四川通志》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