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一首示子侄

清代彭端淑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白话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学,那么困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的资质愚钝,赶不上别人;我的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但是,天天学习,持之以恒,从不怠惰,直到学业有成,也就不知道自己原来的愚纯与平庸了。我的资质聪明,高过别人一倍;我的才思敏捷,高过别人一倍。可是,丢弃不利用,结果与愚钝平庸的人相比,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孔子创立的儒家道统,最终由资质愚钝的曾参承传下来。由此可见,愚钝和聪明,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岂能是一成不变的?

蜀地的边境,有两个僧人,一个贫穷,一个富有。贫穷的对富有的说:“我打算去南海,怎么样?”富者则问:“你凭靠什么前往?“”贫者回答:“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足够了。”富者说:我多年来打算购买船只沿江而下,至今还未去成。你究竞凭靠什么前往!”过了明年,贫者从南海归来,把这件事告诉给富者,富者流露出惭愧的颜色。西蜀离南海,不知有几千里路程。富僧不能到达,贫僧能到达那里。人们确立志向,反而不如蜀地边境的贫穷僧人吗?

因此聪明与敏捷,是可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的。自恃自己的聪明与敏捷的资质,却不学习,是自甘失败的人。愚钝与平庸,是可以限定又不可以限定的。不受自己愚钝与平庸的资质所限制,而是刻苦学习,不知疲倦,是力求上进的人。

词句注释

  1. 资:天资,天分。之:助词。
  2. 倍人:“倍于人”的省略。
  3. 屏:同“摒”,除去、排除。
  4. 圣人:指孔子。卒:终于。鲁:迟钝、不聪明。
  5. 鄙:边远的地方。
  6. 南海:指佛教圣地普陀山。
  7. 何恃:“恃何”的倒装。恃,凭借、依靠。
  8. 钵:和尚用的饭碗。
  9. 买舟:租船。买,租、雇的意思。
  10. 顾不如:难道还不如。顾,难道,反而。
  11. 自败者也:那是自毁前程的人。

作品赏析

《为学一首示子侄》开篇确立的是“难”与“易”的哲学命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告诉读者:“难事”与“易事”是相互转化的,是否转化的关键在于:“为之”还是“不为”。这就以辩证法为依据,为全篇论述“为学之道”,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依据辩证法的理论,作者顺便推出全篇的主要观点:“人之为学有难易学?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作者认为,为学之道,在于一个“学”字上,只要“学”,就没有做不成的学问。像农民化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所说:“衣食当须纪(经营),力耕不吾欺。”像老妪曾对李白大体上说的那样:“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像陆游对儿子说的那样:“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又像叶适所说:“功到深处,天教勤苦成。”还像刘克庄以艺人的口吻所说:“琴亦难精莫废弹。”

文章的主题显露之后,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语气,继续运用证的观点,从“愚”与“贤”这一矛盾的互相转化方面立论:“吾资之昏,不逮人也,材之庸,不建人也;旦旦而学久雨不息,乎成,雨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也,晋村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无以异也。”

第一,作者总体上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坚持为学之道,是“愚”与“贤”相互转化的关键所在。用韩愈《符读书城南》的诗句来说,就是“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即想知道学问的力量吗?不论贤者愚者,它可以让所有的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向既定的目标迈进。第二,作者所列举的正面事例是:坚持为学之道,愚笨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其中突出一个“学”字。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所说:“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第三,反面事例是:抛弃为学之道,不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由“贤”变“愚”。其中强调“用”还是“不用”的问题。《明史·王骥等传》说得好:“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谁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坚持为学之道,谁就是真正的贤者,谁就能突破重重难关,脱颖而出。毛泽东就特别重视“使用”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紧接着,作者举出历史事实,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论语·先进》说:“柴也愚,参也鲁。”即孔门弟子高柴愚笨,曾参迟钝。据此可知,作者列举的事实,是见于典籍的,因此显得言之凿凿。并从中阐明“愚蠢”与“聪明”这对矛盾的互相转化关系。对此,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高贵者最愚,卑贱者最聪明。”即高贵者包括聪明人,一旦自鸣得意,不坚持为学之道,不利用聪明才智,就变成最愚蠢的角色。相反,卑贱者包括愚笨的人,往往刻苦学习,善用其才,就变成最聪明的人。

作者的家乡在丹棱,在今四川省洪雅县。于是,他又举出当地的传说故事,同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充满了辩证的色彩:“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作者从西蜀贫僧身上,推演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有志者事竟成。从中隐含的结论是:有志者学业有成。由此说开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事先确立坚定不移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率先垂范。如果有鲁仲连的“蹈海”气概,愚公的“移山精神,“破釜沉舟”式的勇气,“卧薪尝胆”式的意志,“闻鸡起舞”式的毅力,“枕戈待旦”式的信念,就不会有干不成的事业,攀登不上的知识高峰。最终“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更倚天”。事理已经讲清,历史事实与传说故事已经列举,最后,作者总束全文:“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作者仍然运用辩证的观点,指出,“聪明与敏捷”“愚钝与平庸”这两大类资质,在一定条件下,将走向它们的反面。正因为此,它们作为人的内在因素,既可恃又不可恃,既可限又不可限。这一观点与开篇相照应,再次突出全文的主旨。

这篇文章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为学之道。所接触的与为学之道相关联的问题有三个,作者从提出这些问题到认识这些问题,都是以辩证法的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为学的难易程度。作者认为,为学的难与易之分在于:学习,则“为学”由难变易;不学,“为学”由易变难。为学之道,就在于落实一个“学”字。第二,人的“昏庸”与“聪敏”的资质。作者指出,坚持为学之道,可以由“昏庸”变为“聪敏”,否则,便由“聪敏”变为“昏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人的志向或毅力。作者觉得人的志向或毅力的因素很重要,在为学的过程中,志向坚定,毅力顽强,就可以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否则就是自甘失败者,就是落伍者。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作于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年)。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潜心问学,不务声名,治学严谨朴实,形成一代学风。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的风气,同时劝勉子侄读书求学不要受资昏材庸、资聪材敏的限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名家点评

  • 现代文学批评家王镇远: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古文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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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端淑
简介描述:

彭端淑(1697年-1777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眉州丹棱(今丹棱县)人。清朝官员、诗文作家。

彭端淑幼时聪颖,十岁能文。12岁时入县学,后就读于本邑紫云寺,得父洵、外祖父王庭诏训迪。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出为广东肇罗道。不久归乡,主讲锦江书院,颇负时望。官京师时,与弟肇洙、遵泗并称“三彭”。

彭端淑工诗善文,质实厚重,跨越一代,士林奉为圭臬,称乐斋先生。与绵州李调元、遂宁张问陶号称“清代四川三大才子”。晚始为诗,以五言见长。徐世昌《晚清诗汇》谓其诗“取法杜韩,涂辙甚正。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科臼,自是雅音。”文多警辟言,开人茅塞。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以四川二僧去南海朝圣为喻,论为学之道,立意精警,文字清新,迄今为初学者所传颂。论文宗仰司马迁、韩愈,论诗推尊陶潜、杜甫。所作散文,气势雄厚,笔力刚健。著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时文稿》《粤西杂草》《曹植以下八家诗选》《国朝蜀名家诗钞》行世。《四川通志》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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