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我为董文恪公写行状，看了他写的全部奏章。他在担仼安徽巡抚期间，上书请求准许棚民开山种地，在这件事上十分积极。大意是说与棚民互相告发的人，都是沉溺于龙脉风水这样的迷信说法，甚至有人荒掉几百亩的山地，来保护一个棺木的风水，违反制度，荒废土地，实在不该这样做。而那些棚民能够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担任艰苦的工作，吃着粗淡无味的食物，开荒种植旱地作物，来增加粮食生产。人没有闲着的，地没有荒废的，在政策上也很方便，不应该禁止他们，从而引起事端。我看了他的说法，觉得很正确。
等我来到宣城，亲自向农民请教这件事，他们都说，没有开垦的山，泥土坚硬石头牢固，野草树木十分茂密，腐叶堆积几年，约有两三寸厚，每次天下雨，雨水从树上流到腐叶里，又从腐叶里流到泥土石头上，经过石缝，一点一点滴下来成为泉水，水往下流得很缓慢，而且水流下来时泥沙石子不会跟着流下来。水流缓慢，因此流到低田里不会成灾。即使半个月不下雨，高田仍然受着泉水的浸渍、灌溉。现在用刀斧把山上的草木砍伐干净，又用锄犁疏松了山上的泥土，一场雨还没下完，泥沙石子就随着雨水冲下来，奔流而下，灌到沟壑山谷里，沟壑山谷都被填满了，再不能积水，水要流到低田里才能停下来；等到低田里的水干了，高田再没有水可以不断灌溉。这是开垦不长五谷的地，来破坏有收成的田，帮助不交税的雇农，而损害担负租税的人家。我听了他们的说法，也觉得很正确。
唉，无法照顺周全，使两方面都有利无害，久已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可以平息事端；按照后面的说法，可以保住农田的利益。如果又要不丧失农田的好处，又要不至于像董公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事端，那么我也找不到办法。因此记下来，等待熟悉民间事情的人来解决。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以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以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以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以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以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以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以“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以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以关注，并期以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清朝中叶，中国下层百姓生活困难已成为社会危机，农民流离失所，产生大量无地搭棚而居的流民。时任安徽巡抚的董文恪碰到了“棚民”因开山垦荒而与当地土著居民争讼的事。董文恪站在棚民一边，认为当地农民不让开发荒山是由于相信“龙脉风水"的邪说；而棚民开山种地，却可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于策至便。他向朝廷的奏议很明确：不能禁止棚民开荒，以启事端。道光三年（1823年），作者受托为已故的董文恪写行状，当他读完董公留下的奏议之后写了这篇文章。
苍莽寒空远色愁，呜呜戍角上高楼。
吴姬怨思吹双管，燕客悲歌别五侯。
千里关山边草暮，一星烽火朔云秋。
夜来霜重西风起，陇水无声冻不流。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万里春应尽，三江雁亦稀。
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
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
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廓。一夕并命，郁为枯腊，烈烈厄运，可不悲邪！
于时玄冥告成，万物休息。穷阴涸凝，寒威凛栗。黑眚拔来，阳光西匿。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夜漏始下，惊飙勃发。万窍怒号，地脉荡决。大声发于空廓，而水波山立。
于斯时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尽赤。青烟睒睒，熛若沃雪。蒸云气以为霞，炙阴崖而焦爇。始连楫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没。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倏阳焰之腾高，鼓腥风而一吷。洎埃雾之重开，遂声销而形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发冤气之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当午而迷方，扬沙砾之嫖疾。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
亦有没者善游，操舟若神。死丧之威，从井有仁。旋入雷渊，并为波臣。又或择音无门，投身急濑，知蹈水之必濡，犹入险而思济。挟惊浪以雷奔，势若隮而终坠。逃灼烂之须臾，乃同归乎死地。积哀怨于灵台，乘精爽而为厉。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嗟狸首之残形，聚谁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余之白骨。呜呼，哀哉！
且夫众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环之，气绝寝床。以死卫上，用登明堂。离而不惩，祀为国殇。兹也无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游魂不归，居人心绝。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尚腾哀而属路。或举族之沉波，终狐祥而无主。悲夫！丛冢有坎，泰厉有祀。强饮强食，冯其气类。尚群游之乐，而无为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
梅曾亮（1786年-1856年），字伯言，又字葛君，原名曾荫。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近代散文家。
梅曾亮少喜骈俪文，后从钟山书院主讲姚鼐学，与同邑管同交最笃，同肆力于古文，读周、秦、汉、唐之书，一变旧习，义法一本桐城，为姚氏高足弟子，与管同、方东树、姚莹并称“姚门四弟子”。道光二年（1822年），梅曾亮中进士，官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文名满京师。引疾归里后，主讲扬州书院。太平军起，避居淮安，馆于河督杨以增署，得刊其著述。
梅曾亮的文章“精悍简质，清夷往复”，其诗“坚致古劲，神锋内敛，特以文名太盛，诗为之掩”。著有《柏枧山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