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高者”(的意义),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的意义),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案:指健德与顺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异秀出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锺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
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若是违背了乾坤父母这样的意旨,就叫做“悖德”,如此地伤害仁德就叫做“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不成材之子,而那些能够将天性表现于形色之身的人就是肖似乾坤父母的孝子。
能了知造物者善化万物的功业(了知我们的道德良知如何成就人文价值),才算是善于继述乾坤父母的事迹;能彻底地洞透造化不可知、不可测之奥秘,才算是善于继承乾坤父母的志愿。即便在屋漏隐僻独处之处也能对得起天地神明、无愧无怍,才算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崇伯之子大禹,是透过厌恶美酒,来照顾赡养乾坤父母的;颖谷守疆界的颍考叔,是经由点化英才、培育英才,而将恩德施与其同类。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使父母达到欢悦,这便是舜对天地父母所贡献的功劳;顺从父命,不逃他处,以待烹戮,这是太子申生所以被谥为“恭”的缘故。临终时,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乾坤父母的是曾参;勇于听从以顺父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禄的恩泽,是乾坤父母所赐,用以丰厚我的生活;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活着的时候,我顺从(乾坤父母所要求的)事理;死的时候,心安理得,我安宁而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四句)。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构筑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在佛学的影响下,宋明时期的理学家皆出入佛教义理,原来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逐渐为新的理论模式所取代。宋明理学与心学在吸收了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以后,从理学的“天理”到心学的“心”“良知”,这些本体都是伦理性的精神实体,有确定的内涵,也就是说,吸收的是佛学的思维模式,而不变的是“伦理”的内涵。张载更是提出了“民胞物与”:“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体现的就是“万物一体之仁”,意思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一个天地之生意共同贯通自己和万物”。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西铭》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提倡孝道来整顿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围绕着这一宗旨,《西铭》将社会秩序视为家庭秩序,整个论证由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再到家庭秩序,致使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之间一脉相承,三位一体。
就思想内涵和理论宗旨而言,《西铭》表达了爱的主题,也就是“民胞物与”。通过“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无怨无违的依次推进,致使爱贯穿其间。爱是《西铭》的逻辑主线,从宇宙境界、天地境界、人性境界、人生境界最终落实到伦理、道德境界。在这里,如果说宇宙、天地、人性和人生境界是背景、是前提的话,那么,人生和道德境界则是结果、是重心。因此,在表达爱之主题的时候,张载把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宣称人与人同禀一气而生,皆是同胞兄弟,进而让人“立必俱立”、“爱必兼爱。”(《正蒙·诚明》)必须指出的是,《西铭》所论之爱是一种等差之爱。《西铭》的主要目的是把宗法等级社会描绘成一个大家庭,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说成是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工。为了使这个大家庭得以安宁,家庭内部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会的整体规划。
熙宁三年王安石变法,由于二程是张载的侄子,受牵连,张载回归故里,专事著书立说,撰《砭愚》和《订顽》分别悬挂于书房的东、西两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程颐见后,将《砭愚》改称《东铭》、《订顽》改称《西铭》。
《西铭》这两段话本是张载为批评人的顽愚品性而说的,因为很好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大意,所以一向被视为儒家经典篇目,评价极高。特别是在两宋之际,佛道鼎沸,儒学不竞,儒学面临很大危机与挑战。所以此篇一出,程颢就立即称道说:“《订顽》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又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近思录》卷二本注)两篇虽“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但全部由儒家典籍中引证事例。所谓“极醇无杂”,就是在学术思想上,与佛道二家严格区分,因此维护了儒家的尊严。这与朱熹高度评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用意相同。宋明时期,儒者特重“一体”观念,并将此观念表述为“万物一体”。“万物一体”观念,可谓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而这一观念的发生,实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东晋时期,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当作佛”,“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依道生之见,一切众生皆具有永恒不变的佛性,因而是绝对平等的。后来的华严、天台、禅宗皆奉此众生平等之说,如唐代湛然就提出“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 儒家本就有对“天下”“大同”的构想,更在汉唐之后逐渐汲取佛教思想,成立“万物一体”之说。宋明新儒家借鉴了佛教的“本心”“佛性”等观念,以“仁”为核心,发明了儒家话语下的万物一体思想。
两篇中,《西铭》即《订顽》一篇主要阐述孔子《易传》的天道思想,说明乾坤一体,天地一家,归结为一个“孝”字。朱熹说此篇:“中间句句段段,只说事亲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这是一气,初无间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故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东铭》即《砭愚》一篇主要阐述《中庸》的‘诚意’思想,说明人之所以有所进步,在于诚其本心。其理与孟子“求义”相近,其用意与荀子“劝学”相近。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
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
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
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
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
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
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
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
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
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云容冱雪,暮色添寒,楼台共临眺。翠丛深窅。无人处、数蕊弄春犹小。幽姿谩好。遥相望、含情一笑。花解语,因甚无言,心事应难表。
莫待墙阴暗老。称琴边月夜,笛里霜晓。护香须早。东风度、咫尺画阑琼沼。归来梦绕。歌云坠、依然惊觉。想恁时,小几银屏冷未了。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告巴蜀太守:
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