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肉之物，见风日则易腐，入冰雪则不败，则冰雪之能寿物也。今年冰雪多，来年谷麦必茂，则冰雪之能生物也。盖人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而冰雪之气必待冰雪而有，则四时有几冰雪哉！
若吾所谓冰雪则异是。凡人遇旦昼则风日，而夜气则冰雪也；遇烦躁则风日，而清净则冰雪也；遇市朝则风日，而山林则冰雪也。冰雪之在人，如鱼之于水，龙之于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鱼与龙不之觉耳。故知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其所以恣人挹取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此期间真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特恨遇之者不能解，解之者不能说。即使其能解能说矣，与彼不知者说，彼仍不解，说亦奚为？故曰：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
干将之铸剑于冶，与张华之辨剑于斗，雷焕之出剑于狱，识者之精神，实高出于作者之上。由是推之，则剑之有光铓，与山之有空翠，气之有沆瀣，月之有烟霜，竹之有苍蒨，食味之有生鲜，古铜之有青绿，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皆是物也。苏长公曰：“子由近作《栖贤僧堂记》，读之惨凉，觉崩崖飞瀑，逼人寒栗。”噫！此岂可与俗人道哉！笔墨之中，崖瀑何从来哉！
鱼肉一类的食物，见到风和阳光就容易变质，放入冰雪中就不会腐烂，这说明冰雪是能够使食物保鲜。今年冰雪多，来年谷物一定长得茂盛，就是说冰雪有助于谷物生长。大概人的一生没有不借助于冰雪这样的特质成长的，然而冰雪的特质必定要等到有了冰雪才能有体现，但一年四季又有多少冰雪呢！
至于我所说的冰雪和这（自然界的冰雪）不一样。大凡人在白天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在夜晚就有冰雪的气质；遇上心情烦躁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心情清净了就有冰雪的气质；人在市井朝廷就表现出风日一般的平常，但居住在山林之中就有冰雪的气质。冰雪的气质在人的心中，就像鱼在深水中，龙在深山中一样，日夜置身其中，只不过是鱼和龙没有感觉到水和山而已。所以懂得世间的山川、云物（注：浮云静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注：嗅觉芳香、味觉五味）都有冰雪的特点，其中可以任人酌取并受用不尽的，没有比诗文更高深的了。诗文仅为数不多的文字，出自高人之手，就显得超逸灵活；一旦落入凡夫俗子的手中，就变得秽恶。在认识的过程中真是相差虽小，但错误极大。只不过遗憾的是看到这样的诗文的人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能评说。即使有能够评说的，和那些不懂的人评说，他仍不理解，评说又干什么呢?所以说：诗文的一般规律，做诗文的人原本就难，识别的人更不容易啊。
春秋时代干将铸剑在于千锤百炼，和晋代张华从斗牛分野之间的天象辨别宝剑，雷焕在监狱中挖出宝剑相比，能识别的人的精通神奇实在高于铸剑的人之上。由此看来，剑有光芒和山有空阔翠绿、夜气有水雾、月亮有烟霜一般白亮、竹叶有苍翠深红、食物的味道有天然新鲜、古铜器有青绿色、玉器有古旧的光泽、诗文有冰雪一样的气质，这都是天然的物相。苏长公（苏轼）说：“子由（苏辙）最近所作的《栖贤僧堂记》，读来悲惨凄凉，有悬崖飞瀑、逼人寒栗的感觉。”哎！这怎么能和平常人说呢！诗文之中，悬崖飞瀑的感觉从何而来呀！
这篇文章探讨了“冰雪之气”在人生、自然与诗文中的象征意义，认为它代表清净、高洁、超脱的精神境界。作者通过自然现象与日常生活的例子，说明冰雪之气对生命的滋养与促进，并指出诗文最能展现这种气质；还强调了创作与鉴赏诗文的难度，鉴赏者需具备高超精神境界；最后，通过比喻与苏轼的评价，进一步阐释了“冰雪之气”在诗文中的超凡脱俗，是对高洁人格与艺术追求的颂扬。
明神司过岂令冤，暗室由来有祸门。
莫为无人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贺六浑来，主三军队，壶关王气曾分。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琵琶何处？听残剌勒，销尽英魂。
霜应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春风袅娜，依然芳草罗裙。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侧叠万古石，横为白马矶。
乱流若电转，举掉扬珠辉。
临驿卷缇幕，升堂接绣衣。
情亲不避马，为我解霜威。
陈涛斜，在咸阳县，一名陈陶泽。至德元年十月，房琯与安守忠战，败绩于此。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9年？），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陶庵老人、蝶庵、古剑老人、古剑陶庵、古剑陶庵老人、古剑蝶庵老人，晚年号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自称“蜀人”），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年患有痰疾而长住外祖父陶允嘉家养病，因聪颖善对而被舅父陶崇道称为“今之江淹”，提出过“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诗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等观点；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于崇祯八年（1635年）参加乡试，因不第而未入仕；明亡后，避兵灾于剡中，于兵灾结束后隐居四明山中，坚守贫困，潜心著述，著有《陶庵梦忆》和《石匮书》等；康熙四年（1665年）撰写《自为墓志铭》，向死而生；后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世长辞，享年约九十三岁，逝后被安葬于山阴项里。
史学上，张岱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