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从七千里外贬谪来的毛发斑白之人,如一叶孤舟在险恶的十八滩头飘零。
思念故乡山水使我忧思成梦,地名叫惶恐滩更让我忧伤。
长帆受风,如大腹鼓起,雨水暴涨,不见了水流石上的波纹。
我应当为官府充当水手,因为我一生经历的风浪实在太多太多。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主张变法的新党重新被大宋朝廷重新起用,元祐旧臣遭受打压。苏轼在河北定州知州任上,先后被贬官到广东英州、广西宁远军、广东惠州。苏轼在赴惠州途中,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面对险滩,远离故乡与朝廷,前途渺茫的诗人苏轼,以达观的精神,写下了这首诗。

予女媭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云。丙午之秋,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罝兔,或观鱼簺下;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阕。
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销魂都在夕阳中。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谈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于必朽之处,此吾所为悁悁而悲也。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则宇宙间安得有此纷纷之周、孔哉!
子之大父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其梗概以永其人,而不意寄来墓志无一字及医,反托于与陈文恭公讲学云云。呜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传矣,朽矣!
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圣学莫如仁,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则名高;而布衣扶相公以自尊,则甚陋。今执逮之人而问之曰:“一瓢先生非名医乎?”虽子之仇,无异词也。又问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学乎?”虽子之戚,有异词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传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传先人,得毋以“艺成而下”之说为斤斤乎?不知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医之为艺,尤非易言,神农始之,黄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领之,其道通于神圣。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转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无一人之上,而反贱之于举目皆是之中,过矣!
仆昔疾病,性命危笃,尔时虽十周、程、张、朱何益?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虑此外必有异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寿世者,辑而传焉,当高出语录陈言万万。而乃讳而不宣,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学中未必增一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
太宗朝,有王著者学右军(王羲之)书,深得其法,侍书翰林。帝听政之余,留心笔墨,数遣内侍持书示著,著每以为未善,太宗遂刻意临学。又以问著,对如初。或询其意,著曰:“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矣。”其后,帝笔法精绝,逾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