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诲

清代曾国藩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木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盖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捷,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枚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白话译文

贤良与不肖的区别是如何划分的呢?应该看他对于改正过错的勇敢与怯懦并把它作为差别罢了。日月都有盈缺亏食,星辰也有陨落之时。对人而言,言语有不当之处,行为有后悔之时,即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改正过失十倍于人的人,他的贤达也一定会是常人的十倍;改正过失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达也——定会是常人的百倍。越是贤明的人,越是光明磊落;越是不肖之徒,越仗恃作恶,终不悔改。

人刚一出生时,气质相差不大,学习并且达到好的境界,就已经成为一个君子了。如果他有了过错,那么他的朋友会当面劝谏以帮助他改正。如果引导不善,就会成为小人。当他有了过错时,他的朋友就会多方替他掩饰、推卸责任。这就是所说的贤明之人越来越贤明,不肖之徒越来越不肖的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告诫我说:“您与某人交好却没有保持到最后,是因为您有过错,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谨慎呢?”又有一个朋友告诫说:“听说你在某次考试中,曾经因私人感情求助他人,这是很不对的。”二人的话,乍一听,不合我意。但慢慢地理解,他们没有所求而对我说出逆耳良言,是因为敬重我。反过来我又自省:我的过错,其中严重的比照这两件事或许严重数倍,而且数量多得不可枚举,他们二人,只不过举了一两个例子,人最痛苦的是对自身的不了解。上古帝王不能推行王道教化,士大夫们相互勾结攀比,做了许多苟且之事,往往陷入罪恶的深渊,而同僚们没有人出面劝谏质疑。这是因为这些人自认为很超脱,又幸好没有过错。况且 孔子这样的大贤,犹且学习《易经》来减少错误,而这些人说没有过错,是欺骗他人呢还是欺骗自己呢?自己知道有过错而因为袒护一时的过错,尽力掩盖,以至罪恶滔天却也不觉得有悔意,这就是不可以接近小人的原因。作为别人的朋友却对他的过错隐瞒忍耐或曲意奉承,助长了朋友的恶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比那些专事谄媚的佞臣俳优更可恶。《书经》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符合道义上想一想,有投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符合道义上考察一下这些话”我特意将它们写下来以备查看反省,并且展示给能提出逆耳良言的朋友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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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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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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