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木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盖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捷，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枚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贤良与不肖的区别是如何划分的呢？应该看他对于改正过错的勇敢与怯懦并把它作为差别罢了。日月都有盈缺亏食，星辰也有陨落之时。对人而言，言语有不当之处，行为有后悔之时，即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改正过失十倍于人的人，他的贤达也一定会是常人的十倍；改正过失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达也——定会是常人的百倍。越是贤明的人，越是光明磊落；越是不肖之徒，越仗恃作恶,终不悔改。
人刚一出生时，气质相差不大，学习并且达到好的境界，就已经成为一个君子了。如果他有了过错，那么他的朋友会当面劝谏以帮助他改正。如果引导不善，就会成为小人。当他有了过错时，他的朋友就会多方替他掩饰、推卸责任。这就是所说的贤明之人越来越贤明，不肖之徒越来越不肖的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告诫我说：“您与某人交好却没有保持到最后，是因为您有过错，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谨慎呢?”又有一个朋友告诫说：“听说你在某次考试中，曾经因私人感情求助他人，这是很不对的。”二人的话，乍一听，不合我意。但慢慢地理解，他们没有所求而对我说出逆耳良言，是因为敬重我。反过来我又自省：我的过错，其中严重的比照这两件事或许严重数倍，而且数量多得不可枚举，他们二人，只不过举了一两个例子，人最痛苦的是对自身的不了解。上古帝王不能推行王道教化，士大夫们相互勾结攀比，做了许多苟且之事，往往陷入罪恶的深渊，而同僚们没有人出面劝谏质疑。这是因为这些人自认为很超脱，又幸好没有过错。况且 孔子这样的大贤，犹且学习《易经》来减少错误，而这些人说没有过错，是欺骗他人呢还是欺骗自己呢？自己知道有过错而因为袒护一时的过错，尽力掩盖，以至罪恶滔天却也不觉得有悔意，这就是不可以接近小人的原因。作为别人的朋友却对他的过错隐瞒忍耐或曲意奉承，助长了朋友的恶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比那些专事谄媚的佞臣俳优更可恶。《书经》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符合道义上想一想,有投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符合道义上考察一下这些话”我特意将它们写下来以备查看反省，并且展示给能提出逆耳良言的朋友们看。
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
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
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
陈仲文自号藏一，盖取坡诗中“万人如海一身藏”语。为度夷则商犯无射宫腔制此赠之。
蝶梦迷清晓，万里无家，岁晚貂裘敝。载取琴书，长安闲看桃李。烂绣锦、人海花场，任客燕、飘零谁计。春风里。香泥九陌，文梁孤垒。
微吟怕有诗声翳。镜慵看、但小楼独倚。金屋千娇，从他鸳暖秋被。蕙帐移、烟雨孤山，待对影、落梅清泚。终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天公应自嫌寥落，随意着幽花。月中霜里，数枝临水，水底横斜。
萧然四顾，疏林远渚，寂寞天涯。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
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腻。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
别有凌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珠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
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
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 - 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