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我曾经评论书法，提出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清逸古朴，妙处在笔画之外。到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了从古到今的笔法而尽力加以发展，达到了书法变化的极限，天下人都一致把他们奉为师表。而钟繇、王羲之的笔法就越来越衰微了。
至于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不加修饰，曹植、刘桢的自写真性，陶渊明、谢灵运的高超脱俗，已经达到够高的境界了。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俊美妙、冠绝当代的姿彩，逾越百代，从古到今的诗人全都无法比拟；但从曹魏、两晋以来，高洁出俗的风韵，也稍为衰减了。李白、杜甫之后，诗人继续出现，虽然偶然有高远的韵致，却多是才华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在简洁古朴的语言中表现出纤秀绮丽的意态，在恬静寡欲的诗行中寄寓了极为浓郁的诗味，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相比的。唐朝末年，司空图生活在战乱的艰难困苦中，但诗文很高雅，仍具有太平时期遗留下来的风度。他评论诗歌说：“梅子只有酸味，食盐只有咸味，饮食中不能没有食盐和梅子，但食盐和梅子带来的味道之美常常在咸味和酸味之外。”他把自己在诗歌的字面以外领略到的韵味列为二十四种，只恨当时的人不能认识到他的高妙，我再三地咀嚼他的话而为他感到悲伤。
福建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是擅长写文章的人。我曾经听到前辈朗诵他的诗，每逢得到妙语好句，要反复多次地品味，才能懂得他所表达的意思。的确像司空图所说的，味道之美在咸味和酸味之外，可以一唱三叹啊！我既然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就有机会阅读到他家传的诗集。子思品行诚笃，志向高远，做官有出色的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述，我不再论说了，只对他的诗作出以上评论。
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之后，写下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观念：追求萧散超然、淡远韵味风格的诗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当然，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黄子思，名孝先，福建浦城人，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其子黄几道，孙黄师是皆与苏轼交游，师是两女皆嫁苏轼子，两家关系较深。黄子思有诗集二十卷，当苏轼阅读到这些诗集后，他为诗集写了这篇跋文。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少别华阳万里游，近南风景不曾秋。
红芳绿笋是行路，纵有啼猿听却幽。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饥。
还同月下鹊，三绕未安枝。
夫子即琼树，倾柯拂羽仪。
怀君恋明德，归去日相思。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