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我曾经评论书法，提出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清逸古朴，妙处在笔画之外。到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了从古到今的笔法而尽力加以发展，达到了书法变化的极限，天下人都一致把他们奉为师表。而钟繇、王羲之的笔法就越来越衰微了。
至于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不加修饰，曹植、刘桢的自写真性，陶渊明、谢灵运的高超脱俗，已经达到够高的境界了。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俊美妙、冠绝当代的姿彩，逾越百代，从古到今的诗人全都无法比拟；但从曹魏、两晋以来，高洁出俗的风韵，也稍为衰减了。李白、杜甫之后，诗人继续出现，虽然偶然有高远的韵致，却多是才华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在简洁古朴的语言中表现出纤秀绮丽的意态，在恬静寡欲的诗行中寄寓了极为浓郁的诗味，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相比的。唐朝末年，司空图生活在战乱的艰难困苦中，但诗文很高雅，仍具有太平时期遗留下来的风度。他评论诗歌说：“梅子只有酸味，食盐只有咸味，饮食中不能没有食盐和梅子，但食盐和梅子带来的味道之美常常在咸味和酸味之外。”他把自己在诗歌的字面以外领略到的韵味列为二十四种，只恨当时的人不能认识到他的高妙，我再三地咀嚼他的话而为他感到悲伤。
福建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是擅长写文章的人。我曾经听到前辈朗诵他的诗，每逢得到妙语好句，要反复多次地品味，才能懂得他所表达的意思。的确像司空图所说的，味道之美在咸味和酸味之外，可以一唱三叹啊！我既然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就有机会阅读到他家传的诗集。子思品行诚笃，志向高远，做官有出色的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述，我不再论说了，只对他的诗作出以上评论。
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之后，写下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观念：追求萧散超然、淡远韵味风格的诗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当然，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黄子思，名孝先，福建浦城人，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其子黄几道，孙黄师是皆与苏轼交游，师是两女皆嫁苏轼子，两家关系较深。黄子思有诗集二十卷，当苏轼阅读到这些诗集后，他为诗集写了这篇跋文。
疏星耿耿逼人寒，清漏丁丁画角残。
客泪久从悉外尽，月明犹许醉中看。
栖乌绕树冰霜苦，哀雁横天关塞难。
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
别纸累幅过当，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才尘忝后，便被举主取去，今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才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斩焉，彗帚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剪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蘙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呜呼！竹不能自异，唯人异之。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26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