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清晨，连绵起伏的鲁山，千峰竞秀，忽高忽低，蔚为壮观，正好迎合了我爱好自然景色的情趣。
一路上，奇峰峻岭在眼前不断地变换，沉醉于一人在蜿蜒幽深的小路上游览的野趣，竟忘了走到了什么地方。
太阳高升，霜雪融落，山林显得愈加寂静空荡，笨熊正在缓慢地爬着大树，鹿儿正在悠闲地喝着小溪的潺潺流水。
看不到房舍，也望不见炊烟，我心中不禁疑问，山里是否也有人家居住？就在这时，忽听得远处云雾缭绕的山间传来一声鸡鸣。
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深秋时节，霜降林空，诗人在鲁山中旅行。山路上没有其他人，诗人兴致勃勃，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千姿百态的山峰和山间的种种景象。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的一声鸡鸣，告诉诗人山中人家还离得很远很远。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写尽山行情景。
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此诗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枯木形，人禽两自在！······”梅尧臣从林外“幽径”看林中，见“熊升树”、“鹿饮溪”，那正是苏轼所说的“无人态”，因而就显得“自在”。熊“自在”，鹿“自在”，看“熊升树”、“鹿饮溪”的人也“自在”。
此联就可以说是“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而且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熊升树”、“鹿饮溪”而未受到任何惊扰，见得除“幽径”的“独行”者而外，四野无人，一片幽寂；而“独行”者看了。“熊升树”，又看“鹿饮溪”，其心情之闲静愉悦，也见于言外。从章法上看，这一联不仅紧承上句的“幽”、“独”而来，而且对首句“适与野情惬”作了更充分的表现。
全诗以“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收尾，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诗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当时诗人三十九岁，是其前期作品。这首五言律诗写鲁山行的野景、野趣，突出表现山林的幽静和山行者的愉悦心情。
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管子之法，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观世变矣。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时在华州驾前奉使入蜀作。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
应刘去后苔生阁，稽阮归来雪满头。
能说乱离惟有燕，解偷闲暇不如鸥。
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
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
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
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祖籍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北宋诗人、官员。给事中梅询的侄子。
梅尧臣自幼便跟叔父梅询宦学于各地。天圣六年（1028年），以叔父梅询荫补太庙斋郎，历任河南、河阳主薄，德光、建德、襄城县令，监湖州盐税。庆历八年（1048年）为国子博士。皇佑三年（1051年）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与钱惟演、欧阳修是至交好友，经欧阳修举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嘉佑五年（1060年）去世，年五十九。
梅尧臣是宋代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与欧阳修的古文、蔡襄的书法代表了庆历、嘉祐年间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嘉祐文明在文艺上的集中体现。他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其诗风格“闲肆平淡，涵演深远”，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宋诗开山祖师”之称，对宋代诗风转变影响很大。梅尧臣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著作，其诗文被编为《宛陵集》60卷，收录于《四库全书》。其他尚有《唐载记》26卷、《毛诗小传》20卷、《孙子注》13篇、《续金针诗格》1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