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风雨满关河，酒尽西楼听雁过。
莫怪行人白头尽，异乡秋色不胜多。
风雨潇潇洒满山河，独坐西楼，饮尽美酒，只听那归雁孤鸣飞过。
不要惊怪于行人的满头白发，只因为他乡的秋色更让人惆怅难过。
《淮西夜坐》是一首七言绝句。首句写景，凄苦的风雨似乎能填满整个关塞河流；次句写诗人独坐饮酒尽，听着远处大雁南飞的声音，心中涌起的是故乡的思念；三句既伤游子羁旅，又叹年华老去；末句是对三句的回答，是因为异乡秋色太多太深沉，才催白行人的头发。这首诗情感深沉，饱蘸深情，读来感人肺腑。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袁凯也不例外，由于朱元璋的猜忌，不久他便被逼装疯，食狗彘之食，才幸免于死。这便是他的一生，因此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大都充满了悲苦之音。这首《淮西独坐》是很典型的一首，内容很一般，也没有什么愁、苦、哀、泣之类的词语，但读来却令人“悲惋欲涕”。
第一句“潇潇风雨满关河”点明客观环境，风雨之时最易使人产生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充分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巨大以及人生的孤弱、渺茫。第二句写作者个人的活动：独坐西楼，酒已饮尽，酒兴阑珊，正感到百无聊赖，这时天边一声雁唳，有远而近，复由近而远，渐渐地过去了，消逝了，一切又归于岑寂。以上二句所写的都是平淡而一般的日常生活，既没有惊风暴雨的震荡，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摧伤，那么离乡的行人为什么头都白了呢？“异乡秋色不胜多”啊！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生活格言，正如“贫疑陋巷春偏少，贵想豪家月最明”，自然景物本无差异，然贫富不同，感受便不同。客中与家乡的光景也是如此，喜者见喜，忧者见忧，在离人的眼光中遂不免处处皆秋，事事可愁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所谓人人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然袁凯却能准确地、生动而形象地将它表达出来，这大概便是这首小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吧！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遥看数点帆小。乱叶翻鸦，惊风破雁，天角孤云缥缈。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残照？景物关情，川途换目，顿来催老。
渐解狂朋欢意少，奈犹被、丝牵情绕。座上琴心，机中锦字，觉最萦怀抱。也知人、悬望久，蔷薇谢，归来一笑。欲梦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晓。
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
辽鹤不来华表烂，仙人一去石桥空。
徒闻鹊架横秋夕，漫说秦鞭到海东。
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何以效之？传曰：“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见异物也。人病见鬼，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也。伯乐、庖丁所见非马与牛，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
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箠、杖殴击之，若见鬼把椎锁绳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惧，妄见之也。初疾畏惊，见鬼之来；疾困恐死，见鬼之怒；身自疾痛，见鬼之击；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
夫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觉见卧闻，俱用精神；畏惧存想，同一实也。
独坐岩之曲，悠然无俗纷。
酌酒呈丹桂，思诗赠白云。
烟霞朝晚聚，猿鸟岁时闻。
水华竞秋色，山翠含夕曛。
高谈十二部，细核五千文。
如如数冥昧，生生理氛氲。
古人有糟粕，轮扁情未份。
且当事芝术，从吾所好云。
袁凯（1310年-？），字景文，自号海叟，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中国明初诗人。
袁凯早年好学，博学有才辩，尤善作诗，曾从《白燕诗》得名，人皆呼之为“袁白燕”。元末曾为府吏。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举人荐授监察御史。在任时向明太祖朱元璋建议聘请儒士为将士讲授经史，以教化他们的君臣之礼，被皇帝嘉许并采纳。因惧怕灾祸，他佯装疯癫，以病免职归乡。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里居作《对菊大醉》诗，抒发去官以后的愉悦感。洪武十八年（1385年），与王逢等7人在萧塘观灯会，作“七人四百九十岁”诗。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起任华亭县学训导。永乐二年（1404年），作《一览楼诗》，奉和夏原吉。
袁凯的诗作言及现实很少，只于个别篇内有隐晦、曲折的表露。其成功之作多为抒发个人情怀，描述旅人思乡之篇。还注重摹拟，古体学汉魏，歌行、近体师法杜甫，但并不囿于古人，有自己意境，近体诗成就不亚于刘基、高启，七绝。其著有有《海叟集》《在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