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文章继承《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而进一步对后世君主专制涂毒生民的最激烈最犀利的鞭挞。全文皆用古今对比、借古伐今的手法来论述，共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古代人君的产生是为天下兴利释害而自己倍受劳苦。用今天的话说是，只为天下人尽义务而毫无私利可享。从这点出发，有的人干脆不愿为君，有的人为了君决不愿一直干下去传之子孙，有的人则是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作者就把许由、务光、尧、舜、禹统一到一个观点上：“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在封建社会里有些人把尧、舜视为天生圣人，把“得乎天命而为天子”的话绝对化，进一步把皇帝都称为圣人，皇帝的一切都冠以“圣”字。如此立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作者从人君之职分立论，表面上没有把尧、舜抬到高不可攀的地位，好像倒把尧、舜降到凡人；但实质上是讲尧、舜等古代君主的职分就是专门利人而备尝艰苦，以便和后世人君专门利己的行为作对比，以反引下文。
第二段“后之为人君者不然”是总冒，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下面分几层阐发：从“后之为人君者”到“不觉溢之于辞矣”为一层，痛斥后之人君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此无他”到“为君也”为第二层，说明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天下罪恶总由君而生。“是以”至“君而已矣”为第三层，具体揭发君主以天下为产业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这一段文章写得痛快淋漓。结语“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义正辞严。“向使”以下再从反面补足上文所痛斥的后世之君的罪恶。最后以感叹反诘语气作结，余味不尽。这一段是本篇写得最精彩的部分，虽然在意义上是和第一段对照的，但第一段略一些，这一段描述得详些；第一段只从理论上叙述论证，这一段充满激情，语夹冰霜，大张挞伐，使后世贪残之君无地自容。“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虽然《庄子》里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可以看作黄氏此言的滥觞，但黄氏此处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前无古人。这段文字的结构，仍然是多用排比对照的方式，“其未得之也”、“其既得之也”两处尤为精彩。这一段又处处回应第一段，所以常用“古”、“今”对说，必须反复体会。
第三段以第一、第二两段为基础，痛斥后世小儒的谬论。根据古今君主对人民态度之不同，说明人民对君主也有爱戴和怨恶两种态度。因为有前两段的具体描述为基础，这里只须简单归纳一下，以下引出对小儒的谬论的批驳。先引小儒的谬论，再以桀、纣为例，表明小儒立论的荒唐。然后肯定武王的行动和《孟子》把桀、纣称之为独夫的理论，引朱元璋的荒唐举动来进一步批驳小儒尊君的谬论。
第四段，“虽然”二字一转，即从第三段的论述进一步写出“以天下为产业”不但残害天下人民，而且也害及自己和子孙。“产业”不能永保，“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这些话是对历史上改朝换代现象的概括，而用血淋淋的字眼极写其危害。“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若何为生我家”，不但表明事实，而且结语充满叹惋之情。这是因为最后举的是明毅宗（崇祯）的话。黄宗羲曾经为挽救明亡而奔走，又矢志不仕新朝，讲到明朝的覆亡，崇祯临死前亲手砍杀自己的女儿而自缢，多少流露一些故君之思、亡国之痛。所以这段文字用“痛哉斯言”，引到“回思创业时”的心理，如果早知后世如此，真要“废然摧沮”，不欲掠夺君位了。
第五段是全文总结，分两大层。第一层是两个排比句，“明乎为君之职分”一句总结第一段，“不明乎为君之职分”一句收束二、三、四段而仍回应第一段。这两句都离不开“许由、务光”，这是针对争君位的现象对症下药。“然”字一转为第二层，“君之职分难明”对上一层的第一句话说的，“以俄顷淫乐”至末，针对第四段“血肉崩溃”那些话说的，要人君清醒，衡量一下利害，那么连笨伯也会算这笔账的，也就知道君之职分不像后世那样视天下为自己淫乐的产业。前面论述把天下当产业的危害已经很充分，所以这一句说得比较概括，使人想起“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没有利天下之心，就不必为君；为君就是要为天下思利除害而不能贪图享受。这就是文章的结论。
《原君》是一篇杰出的推论性政论文。作者采用了纵向的逻辑结构、比较的论证方法，层层推进，严密有序，把探讨的问题不断地引向深入。第一段写古代君主大公无私，第二段写后进君主以私为公。这两层平行推进，使古今形成不比自比，优劣自见。第三段深入一步，把古今结合起来，透过不同的现象进行本质的比较分析，推究造成以上古今不同的原因，在于国君与“主仆关系”认识不同，实质是民本主义思想与家天下思想的对立。这一段中又着重于论今，层次分明地揭露讨伐了今之国君颠倒主仆关系，为害天下，成为天下大害的暴行。第四段，再深入一步，对古今君主作出价值评判，肯定圣君当颂，暴君当诛；古君当颂，今君当诛，并驳斥小儒的君权至上观点，赞美孟子民为贵的思想。第五段，先是退一步，假设家天下能保住也未为不可，接着就论证，这也行不通，而且必然祸及其身，祸及子孙。这实质上又深入了一步，运用反证法，论证了君主必须明确为君的职分。“为君的职分”，这是本文的中心论题，作者一直没有正面立论，直到篇末才从反面揭出。但是，文章开头就紧扣论题下笔，第一段中实际上已暗出论题：为君的职分应是千万倍勤劳于人，而又不享其利。第二段描写今君背离为君职分的阴暗心理和卑鄙情态。第三段探究今君背离为君职分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第四段对明乎为君职分的古君和孟子以及不明为君职分的今君和小儒作出价值判断。可见全文都是紧扣论题论述。这样的安排有利于纵向的逻辑结构与比较的论证方法相共存，从而产生层层推进、严密有序的逻辑力量，有利于援古证今、借古非今、突出对现世君主的批判。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当时黄宗羲五十四岁。向远处看，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主、市民阶级日趋壮大，资本主义因素也就渐积渐多。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也就出现了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潮。包括《原君》在内的《明夷待访录》，就是这种社会大思潮的一个产物。向近处看，社会刚刚经历了一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历史大动荡：明王朝的覆灭，农民大起义的失败，以及清政权的建立。作为亡国遗臣的黄宗羲，力图追究这场社会大悲剧的原因，《原君》以及《明夷待访录》中其他文章，便是这种探求的结果。
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红桥二十四，总是行云处。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
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
冰合井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
金缸灭，啼转多。
掩妾泪，听君歌。
歌有声，妾有情。
情声合，两无违。
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従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谀顺曲从，致使实祸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过为计者，则又曰：“君子危明主，忧治世。夫世则治矣，以不治忧之；主则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失趋舍矣乎？非通论也。
臣受国恩厚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容悦，不过计，披肝胆为陛下言之。
汉贾谊陈政事于文帝曰：“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文帝，汉贤君也，贾谊非苛责备也。文帝性仁类柔，慈恕恭俭，虽有近民之美；优游退逊，尚多怠废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当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致安治颂之，谀也。
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帝之励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举一节可取者，陛下优为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举其略：如箴敬一以养心，定冠履以辨分，除圣贤土木之像，夺宦官内外之权，元世祖毁不与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顺之性，节用爱人，吕祖谦称其不尽人之才力，情是也，一时天下虽未可尽以治安予之，而贯朽粟陈，民少康阜，三代后称贤君焉。
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谓愚。《诗》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今曰所赖以弼棐匡救，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古昔设官，亮采惠畴足矣，不必责之以谏。保氏掌谏王恶，不必设也。木绳金砺，圣贤不必言之也。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建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败、脏败、不事事败，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贱薄臣工。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挠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已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不当之形迹，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欺君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今日之谓也。
为身家心与惧心合，臣职不明，臣一二事形迹说，既为诸臣解之矣。求长生心与惑心合，有辞于臣，君道不正，臣请再为陛下开之。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因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畴。《河图》《洛书》，实有此瑞物，泄此万古不传之秘。天不爱道而显之圣人，藉圣人以开示天下，犹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历数成焉，非虚妄事也。宋真宗获天书于乾祐山，孙奭进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言采而得，药人工捣合以成者也。无因而至，桃药有足行耶？天赐之者，有手执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无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悬思妄念，区区桃药导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玄修无害矣乎？夫人幼而学，无致君泽民异事之学；壮而行，亦无致君泽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言顺者之未必为道也。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贪窃，今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虽近日严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无用于积贿求迁，稍自洗涤。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严嵩未相之先而已。诸臣为严嵩之顺，不为梁材之执。今甚者贪求，未甚者挨日，见称于人者，亦廊庙山林，交战热中，鹘突依违，苟举故事。洁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得非有所牵掣其心，未能纯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责之效忠，付之以翼为明听也，又欲其顺吾玄修土木之误，是股肱耳目不为腹心卫也，而自为视听持行之用。有臣如仪、衍焉，可以成“得志与民由之”之业，无是理也。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与皋、夔、伊、傅相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段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
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百废具举，百弊铲绝，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而陛下何不为之？
节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劳于陛下也。九卿总其纲，百职分其绪，抚按科道纠率肃清于其间，陛下持大纲、稽治要而责成焉。劳于求贤，逸于任用，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恭已无为之道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熏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
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蜷绻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于焉决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为此具本亲赍 ，谨具奏闻。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蘋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先生，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启蒙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自然科学家。
黄宗羲从小随父读书求学，19岁时入京，当堂惩治陷害其父亲的凶手许显纯等。后拜刘宗周为师，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黄宗羲招募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在余姚举兵抗清，达数年之久，被南明授予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顺治十年（1653年），黄宗羲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康熙二年（1663年）至十八年（1675年），黄宗羲于慈溪、绍兴、宁波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其中朝中屡次招其出仕，皆推辞不就。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因病逝世。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为纠正当时流行的空虚学风、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其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作品，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又与其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