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者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遇到了投缘的人，那么说上一句话就愿意为他效命；遇不到投缘的人，那么说上一句话就彻底失望。自古以来都是遇到的少、遇不到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志士总是隐居，而仁和的人总是能活到长命的原因。只因为他们不忍心做，所以不肯做，于是弹琴唱歌，在快乐中忘记死亡，这样才好。既然如此，那么东方朔应该为遇到汉武帝而感到庆幸。人们说隐居的最高境界是在朝廷中隐居，东方朔就是在朝廷中隐居。唉!如果不是汉武帝这么爱惜人才，这么了解东方朔，又怎么可能在朝廷中隐居呢？东方朔是最先逃避世事、讽刺世风渐下的人。
这是一篇读后感，作者借着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赞美了汉武帝的爱才，东方朔的得遇，并对“千栽遇少而不遏多”的历史与现实发出了感慨。
人谓东方朔为隐于朝的大隐之士，但李贽认为如果没有汉武帝的知人之明，东方朔就不可能真的隐于朝。可见，君王的态度更重要。这符合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主旨。这篇文章以非有先生仕于吴三年而不言，吴王怪而问之，答以“谈何容易”这件事，阐明进谏难而纳谏更难的道理，以及察言纳谏对君主社稷的重要性。李贽通过对东方朔与汉武帝关系的分析，暗刺明代闭塞言路，不爱惜人オ，不会使用人オ，只会使用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奴才的丑恶现实。
这篇文章语言简洁，活泼，直指要害，颇能代表李贽史论的特征。
这篇文章具体的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是李贽读西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而作的一篇札记。
兰舟高荡涨波凉。愁被矮桥妨。暮烟疏雨西园路，误秋娘、浅约宫黄。还泊邮亭唤酒，旧曾送客斜阳。
蝉声空曳别枝长。似曲不成商。御罗屏底翻歌扇，忆西湖、临水开窗。和醉重寻幽梦，残衾已断熏香。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旧游帘幕记扬州，一灯人著梦，双燕月当楼。
罗带鸳鸯尘暗澹，更须整顿风流。天涯万一见温柔，瘦应因此瘦，羞亦为郎羞。
李贽（1527年～1602年），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泉州府（福建省泉州市）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李贽幼年家贫，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识字读书，二十二岁中秀才，二十六岁中举人。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湖北麻城芝佛院。其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后被诬下狱，自刎于狱中，享年七十六岁。
李贽在文学方面提出的“童心说”，强调真心，创作要“绝假还真”，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这一倾向亦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