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於清高，盖护其短也。至於台阁今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枚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休组之，对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士君子的处世，贵在能够有益於事物，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左琴右书，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国家使用人材，大体不外六个方面：一是朝廷的臣子，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经纶博雅；二是文史的臣子，用他能撰写典章，不忘古先；三是军旅的臣子，用他能决斯有谋，强干习事；四是藩屏的臣於，用他能熟悉风俗，廉洁爱民；五是使命的臣子，用他能随机应变，不辱君命；六是兴造的臣子，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多出主意：这都是勤奋学习、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怎可以强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无所惭愧了。
我看现在世上一般的文人，评古论今，好象了若指掌。但真的试用一下，他们又往往不能胜任。长时间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丧乱的祸害；在朝为官，不知道边地战争的急迫；只知道领取俸禄，不知道百姓种田的辛苦；生活在小吏和百姓的上层，不知道要有辛勤的劳役。所以难以适应社会处理事务。晋朝南渡之后，特别尊重厚待士族，所在江南士族中有才干的人都担任尚书令，左右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掌管国家的机要。其他只懂得点文义的士人，大多迂腐荒诞，浮华铺张，不会处理世务，小有过错又舍不得责杖责，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来掩饰他们的弱点。至於那些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都对工作通晓熟练，能按需要完成任务，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还可以鞭打监督，所以多被委任使用，是要用他们的长处啊。但是人们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全社会的人都认埋怨梁氏父子喜爱小人而疏远了士大夫，这种看法就像眼睛看不见眼睫毛一样看不到自身的短处。
梁朝的士大夫，都喜欢穿肥大的衣服，系宽阔的带子，戴高帽子，穿厚底鞋，出门就坐马车或轿子，进屋就有仆人搀扶侍候，无论在城里市郊，都没有骑马的。宣城王很喜欢周弘正，专门赐他一匹果下马。周经常出门乘骑这匹小马，结果满朝士大夫都认为他的行为狂放不羁，以至于当时尚书郎如果骑马，就会受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皮肤脆嫩，骨头酥软，连路也走不了，体质虚弱，又不能耐受寒冷或酷热。结果仓促之间一命呜呼的，到处都是。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古人知道耕种的艰难，这大概表现在重视谷物，以农为本的思想方面。民以食为天，百姓不吃饭就不能生存。三天不吃饭，就连父子之间也没有力气互相问候。一茬庄稼的收获，要耕种，除草，收割，运载，脱粒，扬谷，经过许多道工序，才能收成入仓。如此这样，怎可轻视农事而贵重商业呢 在江南为官的士大夫们，因晋朝的中兴，渡江南来，最终寄居此地，至今已有八九代了，还从未下力种过田，全靠俸禄过活。即使他们占有一些土地，都是靠僮仆们来耕种，自己未见过翻一垄土，种一株苗，不知道该哪个月下种，该哪个月收获，又怎能知晓世上的其他事务呢 所以他们若做官则不明为官之道，治家则不会经营，这些都是生活优裕闲适所带来的过错啊。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士君子处世之道、国家用人之道、士人风气与农事重要性等议题，见解深刻，语言平实而富有启发性。文中通过批判与反思，倡导士人应关注现实、勤奋学习、有所作为，不应脱离实际、空谈理论；同时强调了农事的重要性，提倡重视农业生产，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对士人风气的深切关注。
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窗影灯深，磷火青青，山鬼喑喑。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
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耽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襃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即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
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闻黄山胡公有双白鹇，盖是家鸡所伏，自小驯狎，了无惊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鸟耿介，尤难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于我，唯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
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
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
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
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
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
颜之推（531年～约597年），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教育家。
颜之推年少时因不喜虚谈而自己研习《仪礼》《左传》，由于博览群书且为文辞情并茂而得到南朝梁湘东王萧绎赏识，十九岁便被任为国左常侍；后于侯景之乱中险遭杀害，得王则相救而幸免于难，乱平后奉命校书；在西魏攻陷江陵时被俘，遣送西魏，受李显庆赏识而得以到弘农掌管李远的书翰；得知陈霸先废梁敬帝而自立后留居北齐并再次出仕，历二十年，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后被北周征为御史上士，北周被取代后仕隋，于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后约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因病去世。
学术上，颜之推博学多识，一生著述甚丰，所著书大多已亡佚，今存《颜氏家训》和《还冤志》两书，《急就章注》《证俗音字》和《集灵记》有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