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只要心里平静,那里便是家园。
忠州离家乡太远,谁还能惦念家乡的曲子?年事渐高,我身在外地已经慢慢地忘记了京城的繁华。
还是在忠州定个三年计划吧,种杏树,栽桃树,等待着它们开花。
这首诗体现了白居易的一种达观的思想,很有些入禅的味道。这也与他的“乐天”之字颇为相得,也就无怪乎白居易常吟唱的“达哉达哉白乐天”了。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被贬谪在外地,何时能回京,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生活,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尽管在江州司马时期诗人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趋向于半官半隐的生活,但被贬谪在外的感觉还是很难受的。于是诗人只好自我安慰,以乐观旷达的态度抚慰自己焦躁的心情。“大抵心安即是家”,诗人做出了“心安”的姿态,但是从诗文来看,并没有真正的安心。“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这两句看似是写诗人将要忘记故乡、忘记京城,其实这正是诗人难以忘怀的体现。想念却无法达到目的,只能强压这种思绪,换种说法,给自己找个人生的出口。可以说诗人此时的心态万分矛盾。那么这个出口就是:“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诗人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三年。俗话说“桃三年杏四年”,桃树开花结桃需要三年,杏树则是四年。诗人一方面摆出了安心的姿态,种杏栽桃等待着开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诗人盼望着结束这忠州三年的任期。
这首诗通俗易懂,“心安即是家”,种杏栽桃,自娱自乐。诗意即作者所谓:“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东壁》其三)体现了诗人乐观旷达的心态,但细读难掩作者当时的矛盾心情。
此诗大约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时在忠州(今属重庆),当时在忠州刺史任上,任期将满。一说此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
欲知一雨惬群情,听取溪流动地声。
风乱万畴青锦褥,云摩千嶂翠瑶屏。
行人隔水遥相语,立鹭摧枝忽自惊。
岁岁只愁炊与酿,今愁无甑更无瓶。
商隐启: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所赖因依德宇,驰骤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
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於篇什,实不接於风流。况张懿仙本自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寮。汲县勒铭,方依崔瑗;汉庭曳履,犹忆郑崇。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谨启。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绿英满香砌,两两鸳鸯小。
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
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