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上赶上了下雨。雨具先前被带走了，同行的人都觉得很狼狈，只有我不这么觉得。过了一会儿天晴了，就创作了这首词。
不用注意那穿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行走。竹杖和草鞋轻捷得胜过骑马，有什么可怕的？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我的一生。
春风微凉，将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头初晴的斜阳却应时相迎。回头望一眼走过来遇到风雨的地方，回去吧，对我来说，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三首》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竹杖芒鞋”和“马”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的道理，用一个“轻”字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因为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1079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1080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辈子，也处之泰然，即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已无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的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再看看别人对“一蓑”的用法，如陆游《题绣川驿》的“会买一蓑来钓雨”，和《舟过小孤有感》的“商略人生为何事，一蓑从此入空蒙”，俨然是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那几句的翻版。陆游也是个宦途不得志的诗人，以放翁诗证东坡词，则“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苏轼对于张志和的《渔歌子》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极为称赏，恨其曲调不传，曾改写为《浣溪沙》入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江湖上的“斜风细雨”既令他如此向往，路上遭遇的几点雨自然就不觉得什么了。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睛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感触。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毋用怀疑；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晴的遭际。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最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那么要到得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远胜于宦途的风雨。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词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词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富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全词构思巧妙，平中见奇，从遇雨之吟啸徐行升华为超然世外，不以物喜，不因己悲，作者以小见大，平中见奇，通过对眼前风雨等闲视之的描写，抒发了从容面对人世沉浮的胸襟气度
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当时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词人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
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策勋万里 ，笑书生骨相，有谁相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
故事，三江看潮，实无潮看。午后喧传曰：“今年暗涨潮。”岁岁如之。
庚辰八月，吊朱恒岳少师至白洋，陈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遄往，章侯、世培踵至。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溅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著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炮碎龙湫，半空雪舞。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先辈言：浙江潮头，自龛、赭两山漱激而起。白洋在两山外，潮头更大，何耶？
情高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
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销香暖云屏，更那堪酒醒。
余尝读白乐天《江州司马厅记》，言“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设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那司马之职尽去，惟员与俸在。”余以隆庆二年秋，自吴兴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实司那之马政，今马政无所为也，独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谓司马之职尽去，真如乐天所云者。
而乐天又言：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观游，惟司马得从容山水间，以足为乐。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贡》衡津、大陆，并其境内。太史公称”邯郸亦漳、河间一都会”，“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余夙欲览观其山川之美，而日闭门不出，则乐天所得以养志忘名者，余亦无以有之。然独爱乐天襟怀夷旷，能自适，现其所为诗，绝不类古迁谪者，有无聊不平之意。则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虽徽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
余自夏来，忽已秋中，颇能以书史自误。顾街内无精庐，治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惯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谓识时知命，差不愧于乐天。因诵其语以为《厅记》。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