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督责书

先秦李斯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白话译文

贤明的君主,必将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对下行使督责的统治术的君主。对下严加督责,则臣子们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职分一经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明确了,那么天下不论是有才德的还是没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啊,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

所以申不害先生说:“占有天下要是还不懂得纵情姿欲,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这样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讲不督责臣下,而自己反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操劳,像尧和禹那样,所以称之为“镣铐”。不能学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推行督责措施,一心以天下使自己舒服快乐,而只是白白地操心费力,拼命为百姓干事,那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别人为自己献身,就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献身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讨厌不肖的人,是因为不肖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是为天下献身的人,因袭世俗的评价而予以尊重,这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贤的用心了,这可说是绝大的错误。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铐”,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督责的过错。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家中没有强悍的奴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于道是轻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非先生又说:“对几尺绸布,一般人见到就会顺手拿走,百镒美好的黄金,盗跖不会夺取”,并不因为常人贪心严重,几尺绸布价值极高,盗跖利欲淡泊;也不是因为盗跖行为高尚,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夺取,随手就要受刑,所以盗跖不敢夺取白镒黄金;若是不坚决施行刑罚的话,那么一般人也就不会放弃几尺绸布。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达百仞,而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上面放牧。难道楼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很难,而跛脚的牧羊人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吗?这是因为陡峭和平缓,两者形势不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长掌大权,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是在于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精于督责,对犯法的人一定严加惩处,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现在不制订防止犯罪的措施,去仿效慈母养成败家子的作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哲的论说了。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去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干什么呢?这不是太令人悲伤的事吗!

更何况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任职,那荒诞放肆的乐趣就得中止;规劝陈说,高谈道理的臣子在身边干预,放肆无忌的念头就要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纵情享受的娱乐就要放弃。所以圣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掌统治大权以驾驭言听计从的臣子,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这样,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因此才能卓荦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而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所以,有人说:“帝王的统治术是简约易行的。”只有贤明君主才能这么做。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实行了督责,臣下才能没有离异之心,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安定才能有君主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使督责严格执行,督责严格执行后君主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满足之后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君主才能享受得更多。所以督责之术一确立,君主就任何欲望都能满足了。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术,也可以说了解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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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

唐代 • 柳宗元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美人赋

两汉 •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美丽闲都,游于梁王,梁王悦之。邹阳谮之于王曰:“相如美则美矣,然服色容冶,妖丽不忠,将欲媚辞取悦,游王后宫,王不察之乎?”

王问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闻齐馈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车,譬犹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见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长西土,鳏处独居,室宇辽廓,莫与为娱。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

“窃慕大王之高义,命驾东来,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闲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室,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琴,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思。’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于是寝具既陈,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驰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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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描述:

李斯(?—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秦朝时期大臣、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

李斯早年跟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后入仕秦国,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并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嬴政下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时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上书《谏逐客书》,秦王嬴政随即取消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后升为廷尉。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参与主持议定皇帝名号以及有关的礼仪制度。坚持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制度,建议禁私学,焚诗书,制定相应法令。秦始皇驾崩,李斯参与赵高、胡亥的阴谋,矫诏册立胡亥为帝。后赵高为独揽大权,诬陷李斯父子伙同陈胜、吴广勾结,最终李斯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集,并被夷灭三族。

李斯著述甚多,所作《谏逐客书》是古代散文名篇,李斯的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又著有《苍颉篇》七章,如今已佚,后人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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