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我为国为民心，祈下些值金值玉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得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渰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
为国为民，我鞠躬尽瘁、沥血呕心，求来了这一场宝贵得如玉如金的雨。老百姓空盼了好几年，今天终于有雨水把大地滋润了，也唤醒了干枯的庄稼。春天回来了，使万物欣欣向荣，令我高兴；只是逃荒的百姓，仍颠沛流离，使我遗恨。老百姓待不住了便抛家别业，灾民们受不了时才离乡背井。
我恨不得把遍地野草都变成茂密的庄稼，让河底沙石都化做澄黄的金珠。直到家家户户都生活得富足，我也算没有糟踏国家的俸禄。眼睁睁看着天灾成害无所助，让我只急得白发长满了头颅。
多谢老天爷的扶持帮助，老百姓从此没有哀叹处。但愿这大雨一连三天不停住，哪怕下得街道成了五大湖，大水淹没了所有大路，也还洗不尽老百姓这几年受过的苦楚！
这套曲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和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一位以拯救民生疾苦为己任的父母官形象，表现了作者为国为民的炽热之心。
作者赴任后的一场大雨，给关中饥民带来了希望，滋润了久旱的土地，唤醒了焦枯的禾苗，万象更新，大地又充满了生机。这一切，都使作者兴奋不已。曲子起首就写作者沉浸在这种欣喜如狂的巨大喜悦中。但是，这场大雨，虽然减轻了旱魔的威胁，却无法抹去作者心头沉重的阴影。面对这“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流民，对关心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员来说，依然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狂喜之后，作者转入无限的焦虑之中。
在饥民的痛苦声中，作者不免寄希望于虚幻。曲中说道：“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这个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是幻想。幻想破灭之后，跟着而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和自谴：“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想到这里，作者几乎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尽管如此，久旱逢甘霖，毕竟是可喜的事情。眼望着滂沱而下的大雨，作者的喜悦之情再度升起，在曲子尾声，这种欢悦的情绪达到了极点。他和所有的灾民一样，诚心感谢上天的辅助，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降雨，在作者看来是青天有眼，是正义和慈爱的恢复，因此，作者希望大雨能连绵不绝地下下去，以洗清人间的灾苦。然而，人民已受过的苦难，那种亲戚鱼肉、父子相离的生活惨景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况且大劫之后侥幸活下来的灾民，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因此，末尾“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一句，看似平淡，实有千钧雷霆之势。它包含了作者无限的悲伤，暴露了当时现实的黑暗。
曲题为“喜雨”，但在“喜”的同时，处处夹杂着悲愤的哀鸣，这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决定的。悲和喜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情绪就在激昂愤慨的基调中统一在一个乐章里。
全曲表现了一个爱民的好官喜得甘霖后的激动、喜悦之情。作者没有使用太多的艺术技巧，也没有用什么富丽堂皇的字眼，全都是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独白。此外，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也为此曲增色不少。
这套曲子作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张养浩少年成名而被有司器重，官位一路擢升。他直言敢谏且怀有一颗致君泽民之心，但是当时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当时的元朝朝堂“忠直为国者少，惟己之为者多”。张养浩也真切感受到了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黑暗，理想和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其直言敢谏的性格也与时流不合。因为对于朝廷的失望，也是为了自保，张养浩以父亲有病为由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辞官归家辞官归隐，之后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聘，不愿出山。直至天历二年，关中大旱，他才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慨然就道，了无难色。赴任途中，曾祷雨于华山岳祠，痛苦失声，俯地不起。到官四月，“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大雨如注，水三尺才止”。此曲大约作于作者在陕西赈济灾民的过程中。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曾永义《黑暗时代的自由颂——元人散曲》：论写作技巧，比起那些闲情逸致的云庄自适小乐府，显得有点拙而直，但是气象阔大，情感极其真挚而深厚，在元人散曲中是别开生面的。
花隔铜壶，露晞金掌，都门十二清晓。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
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
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
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
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言：“鬼也。”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
鬼言：“步行太亟（说明：有的版本中“亟”作“迟”，“迟”为“缓慢”之意），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
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鬼，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文。”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所居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时余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求韵，余为赋此。
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下凌霄百尺英。
张养浩（1269年-1329年），字希孟，号齐东野人，别号顺庵，晚号云庄老人。济南人。中国元代文学家、诗人、曲家、政治家。
张养浩早年勤苦好学，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辟礼部令史，荐入御史台。以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仁宗在东宫，召为文学。拜监察御史，上疏论时政，忤时相，避害变姓名遁去。仁宗立，拜中书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1313年）恢复科举，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延祐四年 （1317年），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以父老为由弃官归养，数召不赴。天历二年 （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登车就道。遇饥者赈之，死者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劳疼而卒。
张养浩始终廉洁奉公、为民谏言，并形成了一系列为政观点。主要著述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合称《三事忠告》）三部政论集，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政德观。并认为，作为统治者要获得长久的统治权，必须爱惜百姓，懂得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朝廷稳固的根本。在《牧民忠告》中悟道：“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为此，其主政堂邑时，亲临民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极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