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
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
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
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
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
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
去年秋天的十五月亮,今年秋天又照着雕梁。
今年春天的兰蕙芳草,明年春天还会吐出幽香。
悲哀的是人类生命的规律不同,不能像月缺复圆、花落重开一样。
一旦生命凋谢,人生就永远消亡。
人死后,生前用的帘幕屏障随之用于烧祭或撤去。
新的帷帐代替了它们的地方。浮尘蒙蔽了虚设的座位,孤独的帘帐覆盖着空空的床。
虽然知道万事都有尽头,人亡物空本是规律,可还是令活着的人徒增忧伤。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去秋十五的圆月,几经圆缺,今秋圆月依然高高挂在天幕,如水的清辉还和去年一样,透过窗棂,洒落房内。今春逗人喜爱的兰花蕙草,经夏而秋,经秋而冬,无不枯萎,可是来年冰化雪消,它们还会同去春一样溢香吐艳,为春日添色增辉。“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然而,人毕竟与“三五月”、“兰蕙草”不同。月缺了,还有再圆的时候;花枯了,亦有重放的一刻。而一个人的生命一旦终结,却永远不会有再回来的时候。首六句以春花秋月反衬人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花前月下,又该逗引起诗人多少美好的回忆,同时又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伤感之情!秋月照房,从前与妻子生活于此,入则成双,出则成对;而今月色依旧,自己却凄清孤独,孑然一身。春花吐芳,光艳照人,不由得想起妻子的容光,曾经多少回携手花丛,流连观赏;如今花色依旧,人面不在,心绪全无。诗人触景慨叹“人道”,有说不尽的凄凉感伤。
“屏筵”四句,有室外转写室内,由自然景物转写日常用具。“屏筵空有设,帷席更施张”,筵,坐具。“屏筵”、“幔席”,都是妻子生前用过的物品。屏风、坐席,物在人亡,徒然虚设;而幔席之类,已非昔日,皆已更换。再看看亡妻生前常坐的坐具吧,已被游尘所封;而睡过的床榻,则被一顶孤伶伶的帐幔空荡荡的罩着。“屏筵”两句,一“空”、一“更”,已注入诗人感伤之情。“游尘”两句特拈出亡妻生前用得最多的坐具与卧具加以铺写。游尘掩座,实非一朝一日,妻子亡去已有相当长的时日了,然而诗人仍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摆在那里,甚至连帷帐还高高地挂着,她依然留在他的生活中,依然留在他的心上,多么深的一片眷恋之情啊!然而,事实毕竟是无情的,座是虚的,床是空的,物是而人非,再也见不到她的一颦一笑,再也听不到她的一言一语。四句将房室写得非常凄凉,而房室的凄凉,也正是诗人内心的凄凉。结二句,“万事无不尽”,束上四句,写逝者;“徒令存者伤”,写生者,落笔己身。亡妻撇下生者而去,空使活着的人对物伤情,有诉不尽的孤独和悲哀。
诗的后半部分,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
全诗十二句,六句一节。每节前四句叙事写景,后二句抒写伤情。春风秋月,婉曲有味,蕴意颇深;室内铺叙,用笔细腻,景中有情。“悲哉”、“万事”数句,抒写哀情,则由肺腑倾泻而出,真率诚挚,悲切苍凉。全诗不事雕琢,也不用典故,明白如话,对亡妻的一腔深情自然流出,颇能打动人心。
沈约诗最大的特点是“清怨”这首诗集中体现了沈约的“清怨”之风。沈约这首悼亡诗对后世以离别为题材的诗词作品有较大的影响,把南朝之前类似作品的哀而不伤(如潘安《悼亡诗》)的境界真正推向哀伤并茂的新境界。

愍衰草,衰草无容色。憔悴荒径中,寒荄不可识。昔时兮春日,昔日兮春风。衔华兮佩实,垂绿兮散红。岩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积。布绵密于寒皋,吐纤疏于危石。雕芳卉之九衢,霣灵茅之三脊。风急崤道难,秋至客衣单。既伤檐下菊,复悲池上兰。飘落逐风尽,方知岁早寒。流萤暗明烛,雁声断裁续。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秋鸿兮疏引,寒乌兮聚飞。径荒寒草合,草长荒径微。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
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
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
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
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
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
白芷竞新苕,绿蘋齐初叶。
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
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