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亭在青田县若干里，令朱君为之。石门者，名山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观游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
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夫人物之相好恶必以类。广大茂美，万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适野，升高以远望，其中必有慨然者。《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诗》不云乎：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夫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长谷之民，与之相对接而交言语，以求其疾忧，其有壅而不闻者乎？求民之疾忧，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则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后可以无讼。民不无讼，令其能休息无事，优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石门亭在青田县城外若干里，是县令朱君建的。石门，是山的名字。古代的人都在山上刻下自己游览参观的感慨之言，留在山中，那些石头可以看到。朱君到了之后就立了亭子，把古今的刻石立在亭中，而写信给他外甥的女婿王安石，让他记下做亭子的意图。
建亭子的原因，难道是爱好山吗？或者也是好观游眺望吗？难道是在这里问询民众的疾苦吗？难道是酒宴之后休息的地方吗？或者是怜惜那些人的刻石暴露在风雨之中剥蚀破损而无遮盖保护吗？人们的好恶一定会类同。广大繁茂美丽，万物依附着它生长而自己不认为有功的是山。喜爱山，是仁者的行为。到郊外的旷野之中去，登高远望一定有感慨。《尚书》中不是说：“我老死在荒野中。”《诗经》中不是说过： “出去游览，以写下我的忧虑。”环顾自身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而可忧的一定是天下，忧虑天下之事的也是仁呀！人怎么敢自己安逸？到了这里见到的都是深山幽谷中的民众，和他们交谈，问询他们的疾苦，难道还有阻碍而听不到人民的言论吗？探求人民的疾苦，也是仁呀！政事没有大小之别，不以德行来进行一定不能使民众服从。民众服从了才可以没有争论。民众没有急议，县令难道就能没事休息、游山玩水吗？古今的名人，他们的刻石有幸还在，他们的文笔也的确很好，那么他们的名声和刻石一样可以不朽，成就别人的名声不阻碍他们的志向也是仁呀！朱君建亭的意图是对呢，还是不对？
《石门亭记》通过一系列排比设问句式：揣度建亭者的本意，阐明作者所主张的“仁”字。
第一段先交待了石门亭的地理位置、建亭者及写“记”缘起。石门亭在青田县石门山上，是县令朱君建造的。石门山是一座名山，上有石门洞，至今仍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古代的人都将自己观游的感想刻在石上，留在山中，那些石刻相对而望，难以数计。朱君为令后就建了石门亭，把那古今石刻都拾取来立在亭中，成一胜景。并且写信让外甥婿王安石作篇“记”，记其作亭之意。这段文字简约明快，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张本。
第二段文字是这篇“记”的主体，全段围绕朱君“作亭之意”展开笔墨。一开头以排比的设问式揣度作亭的本意。文中写道：“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一连串五个设问句，以排比出之，加强了揣度的语势，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下面就分别予以分析作答。其一说，人与物之相互好恶必然因其相类，那使万物附在上面而生长，不以此为功的“山”，是“广大茂美”，富有仁爱精神。那么爱好此山之人，当然有“仁”爱之意。如此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其直好山乎？”这一问题，并且论述到“好山”含有深刻的“仁”意在。其二说，离开城郊到野外，登山而望远，其中必有感慨产生。为了阐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及《诗经》中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文中于此还分析了“忧”的内容，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从而回答了前面设问中提出的“好观游眺望乎？”因而指出其亦有深刻的“仁”意在。其三，说人在穷而不达时怎能安闲逸乐？百姓在深山长谷中，县令与民相对为言，了解他们的疾苦忧虑，那有阻塞而听不到其疾苦呢？然后得出结论说“求民之疾忧，亦仁也。”至此回答了前面第三个设问句中的问题：“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四，文章论到当政没有大小之分，不施“德”政，民就无法教化，百姓教化顺服了，就可以没有诉讼，民没有讼事，县令才能休息无事，悠闲自得地嬉戏。这里又回答了前面的“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将“仁”政，以“德”出之，放在教化民众之中。其五，文章说古今之名人石刻幸在，其文字确实很好，那么他们的名与石刻都能传而不朽，使其“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又是“仁”之意也。这里亦回答了前面第五个设问“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分析，归纳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个“仁”字。然后文章又以设问句言道：“其然乎？其不然乎？”
全文围绕“作亭之意”展开，先以五个排比设问句提出问题，然后逐个回答，不枝不蔓，并逐层分析推理论述，每一点都归之为“仁”字，其推理严谨，分析透辟，行文游刃有余，结构紧凑，一气呵成。
朱君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任青田县令，作者应其请求所作的这篇题记，表面上是在探讨作亭之意，而其实是在阐述“求民之疾忧”，从而“以德化服”的为官之道。
月华如水笼香砌，金环碎撼门初闭。寒影堕高檐，钩垂一面帘。
碧烟轻袅袅，红战灯花笑。即此是高唐，掩屏秋梦长。
花满银塘水漫流。犀槌玉板奏凉州。顺风环佩过秦楼。
远汉碧云轻漠漠，今宵人在鹊桥头。一声敲彻绛河秋。
问楼桑、故居无处，青林留在祠宇。荒坛社散乌声喧，寂寞汉家箫鼓。春已暮。君不见、锦城花重惊风雨。刘郎良苦。尽玉垒青云，锦江秀色，办作一丘土！
西山好，满意龙盘虎踞。登临感怆千古。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仇共饮，携手醉乡去。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
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贫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资，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童奴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从观，欢动一城。郡录事骇之，驰白府。府佐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未耶？”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台臣弗为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
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高子曰：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观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贼戾之士哉！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识音固知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矣。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逞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
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彫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
梁甫吟，梁甫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𡸣屼当安之。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