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
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我向您致敬。听到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在熟识的朋友那里常常见到您所写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可以大体知道您的为人了。
平常我们之间不通书信，怠慢的过错还可以宽恕；等到您痛苦地居丧，我也不曾写一个字来慰问；鄙人的弟弟子由来到这里，先承蒙您赐我书信，又一次因懒惰而没有立即回信。笨拙迟钝，不讲礼貌，到了这种程度，而您却到底没有弃绝我。近来在驿递之书信中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读后真要脸上发烧惭愧而汗下了。
您才华高超识见明达，不应当随便称赞别人，是不是因为黄庭坚、秦观等人（称扬我）的话，您真认为是那样吗？我这不肖之人被世人所憎恨，而他们二人却喜欢称赞我，好比古人偏嗜菖蒲酱和羊枣，不容易追问出原因来是一样的。认为他们两人的看法虚妄，当然不可；而要想因此改变一般人对我的看法，那更加不可以啊。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只是专门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罢了。等到中了进士以后，还贪心不足，又参加了制策的专科考试。其实有什么实际意义？而那次专科考试号称为“直言极谏”，所以常常谈今说古，考证评论是非，以求得符合“直言极谏”的名称罢了。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既然因为在这个名目下考中了，便认为确实在这方面有点才能，所以在文章中争辩、谈论，直到现在，因此而得罪差一点被处死，真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多么可笑啊。然而世上一般人便认为我要想标新立异，那就太过分了。胡乱地论述利害，评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一种习气，好比候鸟和时虫，到时就叫，过时就停，对于当前的政治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常常怪如今的人太过看重我，而您也这样地称扬我，更加不符合实际。
我自从得罪以来，深自闭门，杜绝与外界的交往。常乘小船，穿草鞋，纵情于山水之间，跟樵夫渔父混杂相处。常常被醉汉所推搡责骂，反倒常常暗自高兴，因为逐渐使人们不认识自己了。平生的亲朋友好也无有一个字的信寄来，即使个别的有信寄来也不回信，自己庆幸差不多可以避免与世人交往了。而您又再称扬推重，这很不符合本人的愿望。
树木长有赘瘤，石头上有晕圈，犀角中间相通，用这些特征来使人觉得它美而喜欢它，其实这都是这些东西有病之处、欠缺之处啊。我谪居到这里后无事可做，常默默地自我察看反省，回顾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大多都是这种有病之处。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而不是今天的我啊。恐怕只听到那种虚名而不考察真情，只注意那种现象而忽视了实质吧？或者是将要采取其中某一点吧？这件事不是见面无法详谈。
我自从获罪以后，再也不敢写诗作文。这封书信虽然不是什么文章，但由于是信笔写出我内心的看法，不觉连篇累牍，也不必给人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
一年将尽，天气十分严寒，万望节制悲：衷多吃东西。其他情况不再赘言。
“寻常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常常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常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但由于内容带有感情色彩，出现“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眼，被谏官李定、舒亶等人弹劾是反对新法，而被捕入狱。在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时在朝为官的李之仪为苏轼鸣不平，积极联系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求让苏轼早日返京，并寄书信表示慰问和思念。《答李端叔书》就是苏轼的回信。
明末清初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三：“率尔作书，章法如此整齐，然极不易识。”
清代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六云：“李端叔来书，其盛称坡翁处，想本于所作《制策》，故篇中痛扫《制策》，皆无实用。且叙得罪之由，在当日不自知所致，则不足推与可见。然亦谪居之后，有鉴于名存谤归之意。故作此自嘲、自抑之词，惟愿举世之人无一相儆睬者，非谓端叔不当推与，实借此以消胸中无数垒块耳。与《答李昭见书》，所谓‘畏过实之名，如畏虎’同义。”
清代史承谦《静学斋偶志》卷二：“苏东坡《答李端叔书》云：‘轼少年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云云。此书字朴诚，‘怪人待轼过重’一语，尤见本心。今世俗或奉一妄庸人，待之太重，其人乃恬不以为怪，亦可异已。”
清代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引刘大槐：“本色语自然工雅，然已开语录之渐。”又引吴汝纶：“此文可谓怨而不怒，养到之验。虽振笔直书，而气韵自然非他家所及。”
流水无情，潮到空头尽白。离歌一曲怨残阳，断人肠。
东风官柳舞雕墙。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燕双双。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従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