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志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的事件。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做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有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开酒宴,向客人劝酒而告诉了这件事,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废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里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词说的是:“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做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于是我用它来为我的亭子命名。
中国封建时代,为官者建亭供游乐本是常事,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位为政清廉,崇尚节俭的官吏,断不会建豪华的丽亭美池。“喜雨亭”不过是一个供休息的场所而已,一个极普通的亭子,然而,苏轼却巧妙地将建亭与“喜”与“雨”联系起来,眼界大开。作者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生发出许多联想,使文章纡徐委备、立意奇特、耐人寻味。苏轼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与人民优患相关联,“亭”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全文以此为契机,写来思路开阔,浮想连翩。通观全文,作者以“亭”、“雨”、“喜”为线索,把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作为旨归,熔铸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文章开始,苏轼即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依次点出“喜”、“雨”、“亭”三字,格调别致,饶有兴味。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解释,暂置悬念,通过讲述三个历史故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月”;“叔孙胜敌,以名其子”,说明这是古已有之,并非虚造,言外之意是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有前例可循。古来圣君贤人尚且遇喜而名物,后人效仿而行,顺理成章。所不同的,只是“其喜之大小不齐”而已。在文章起始一段,苏轼重在破题,立悬念和寻根据,既开新颖之格局,又为后文做了铺垫,是全篇的引子。
第二段,作者依次叙述“亭”、“雨”、“喜”。先叙建亭的时间、经过和目的,而后笔锋一转,又言及“雨”亭。分四个层次来写。首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表明这年春天,正待冬麦返青时,下了及时雨,占卜认为这是大吉,预示今年将要丰收,而后,出人意料,竟“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正当紧要时节,庄稼急需雨水,而天公不做美,月余不见云雨,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心急如焚。过了三个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两次雨水,虽然可缓解庄稼缺水之急,但并未根除旱情,因此,百姓切盼天降透雨。果然,“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甘霖连降三日。旱情顿时解除。“雨麦”之吉,终于迎来了丰收在望的好年景。作者写雨行文的四层,曲折起伏,前纵后跌,兴味盎然,同时也为后文记“喜”做了有力的衬托。喜雨得来不易,上至官吏,下至小民,无不因此而“相与庆于庭”,“相与歌于市”,“相与作于野”,并且“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呈现一派欣喜若狂的情景。寥寥几笔勾抹,一幅万民欢乐图便展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辉,字字如精金美玉。在文章把人们的欢庆推入高潮之时,作者突然调转笔头交待一句“吾亭适成”,字虽无多,其组含却极为丰富深刻。亭成与喜雨同时成为现实,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终于感动“上苍”而得到报偿。另一方面又为亭的定名,垫足了充分的理由,亭的建成,恰是作者身为官吏治理有方的象征。这一段在叙述名亭之意时,句句关乎国计民生,款款忱民之心,充盈于字里行间。
身为凤翔府判官的苏轼,骤然间双喜临其门。欢乐何以表达,唯表“举酒于亭上”进行庆贺。文章至此,似乎可以收束,然而作者又另辟蹊径,于酒席宴上,通过主宾问答来渲染气氛,以便对“喜”进一步的进行阐发。文章先极言无雨之优,目的在于反衬有雨之喜。主客对答情绪热烈,人物情态形象通真。末了,苏轼加以总结,认为官吏个人之喜忧往往与老天有雨无雨相关联。在透彻地阐明其中因由的同时,回应篇首的“志喜”和“不忘”。
文章写完以上三段,作者又迭起一波,“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以昭其喜之浓烈,同时言明个中道理。最后一段这首歌表现出作者两种思想。其一,他视珍宝为寻常之物,轻财重农,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国家兴旺的极本所在。其二,对于大雨连降三日,作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既不归之于太守,也不归之于天子和造物主,只能归之于太空,然而“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唯有归功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毕竟“冥冥”,遥远而不可寻,因而“吾以名吾亭”,以喜雨二字定亭之名。苏轼能够不迷信天子和造物主,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喜雨亭记》一反亭台游记写法的俗套,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交错并用,可谓运笔生辉,出手不凡。古人云:“文章无定法,贵在创新”,苏轼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写作传统。此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即小见大,以无化有”。小亭子的建成并非什么大事,可苏轼却把它与人民“喜雨”的大事联系起来,使本来平凡的新建小亭,身价随之陡增,而定名之事也就非同寻常了。由此可见即小见大。文入二段,作者把建亭,喜雨、定名的经过均已交待,并未马上收笔,而是以设想的宴会和答和“喜雨亭”歌又起波澜,进一步开阔思路,阐述主题。这就笼所谓的“以无化有”。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与上文衔接自然,文笔质朴清新。
此文写法很有独创性。文章开始,开门见山,立即点出喜、雨、亭三字。而后又将这三字拆开,增写成三层意思,用倒写与顺写,分写与合写,实写与虚写多种着笔方式构成文章表现主题。笔法独特,布局精巧。充分体现出作者“随物赋形”,挥洒自如表现主题的写作才能。
苏轼为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篇文章正体现了作者这种写作风格。以写雨致喜最后名亭为例,雨麦占吉、弥月不雨、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丁卯大雨,本是枯燥乏味的罗列,为了说明个中因由,上述交待必须要有,所谓的“行”就表现在这里。没有“乃雨”、“又雨”、“大雨”的层层蓄势,行文不到家,下文展开便没有依托,所以这个过程非有不可。苏轼精于文字技巧,安排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有关“雨”的叙述正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文章需要,该行者自当行,做到这点似乎要容易些。最难驾驭的莫过于“不可不止”。苏文中“雨”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了,如何与名亭相关联,关键在于怎样恰当地选择“停止点”。文中言“雨”而后,又以描写各阶层人民“喜雨”之状继其后,尤其妙不可言的是,“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把喜庆气氛推人高潮。在万民庆贺喜雨降临的浓染之中,苏轼笔锋聚转,信笔带过“吾亭适成”,不仅衔接自然得体,而且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真可谓多一笔则冗,少一笔则亏,已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步。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问楼桑、故居无处,青林留在祠宇。荒坛社散乌声喧,寂寞汉家箫鼓。春已暮。君不见、锦城花重惊风雨。刘郎良苦。尽玉垒青云,锦江秀色,办作一丘土!
西山好,满意龙盘虎踞。登临感怆千古。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仇共饮,携手醉乡去。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万里阴山万里沙。谁将绿鬓斗霜华。年来强半在天涯。
魂梦不离金屈戌,画图亲展玉鸦叉。生怜瘦减一分花。
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
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
芳襟染泪迹,婵媛空复情。
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