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入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江北的群山，蜿蜒起伏，磅礴雄伟，连绵横卧于皖、豫、鄂三省好几个州县的境内，其中雄奇魁伟秀丽和特别突出的区域，都在我县。县城依山而建，城外林壑幽深，有许多园林沼泽的胜境。出城沿山脚走过西北方向的间隙，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条小道，是供打柴人往来的。转几个弯进山，步行二三里，在一条小河的拐弯处，在山峦高耸，岩石壁立的峡谷深处，茂密的林木下，有几排房屋，这就是潘木崖先生的别墅。我提起长袍下摆走进去，一泓清流在庭前缓缓流淌，左边高台峙立，宅旁参天大树环绕。于是，登上高处远望，田野青碧，一望无际，远山重峦叠嶂，松涛阵阵，水起波澜。噫！这就是困顿不得志而避世隐居人士，所赖以优游而自得其乐的良宅，而我的老师木崖先生正是居住在这里。
科举考试被尊贵得很久了，天下读书人没有不为之追求艳羡的，早已深入于膏肓、肺腑之中，全都要求得从这里出身，可未必有适用于天下的地方。其中落第者，未必都不是人才；考中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居于上位的人因此而忧患，于是广泛地搜索寻访，从而涉及到那此隐居于山林中的布衣之士；而士子中也有趁机通过其他途径走了捷径的人，常常可以获取大官的权位。潘先生名声传遍天下三十年，也曾与诸生一道屡次参加有司主持的科考。主考官们的好恶与普通百姓不同，常常想着就要高中却又落第了。一旦放弃并远离科考，专下心来深入地思考，精心探究诸子百家之书，创作文章和诗歌而传播于世，世上没有不知道先生大名的。近来朝廷求贤的诏令屡屡颁下，士人获得功名利禄的途径多得很，可先生还是隐迹山泽的清贫之士，与田夫野老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并将以此种方式安度晚年。难道此生只能空手而归吗？
在下久已怀有隐居的念头，可挣扎在世俗社会的沉浮之中，不能马上顺遂意愿，经过先生的别墅而顿生羡慕之心，于是写下了这篇游记。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佳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借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入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所以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入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露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最后“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
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月明谁起笛中哀。多情王谢女，相逐过江来。
云雨未成还又散，思量好事难谐。凭陵急桨两相催。相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榜眼。 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