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
过去的人，富贵到了极点，就往往要建造别墅来供自己享乐，竭尽建筑艺术的精巧，而不惜一切代价。等到建成，却不能常常住在别墅中，只是偶然去一次而已，甚至有的终身都没有去过。而能够常住在里面的人，却又无力去建造别墅。其实，贤能的公卿大夫忙于国家的事务，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这种事，只有庸俗贪卑的人，大都想用建造豪华别墅向家乡那些无知的人夸耀，使他们感到震惊。
康熙朝的宰相、临朐人冯溥，当他在朝任职时，所做过的事既没有可以指责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称赞的，只是他有座别墅园林在城的东南角。园的周围有三十亩，园中没有一棵杂树，随着地势的高低，全部种的是柳树，因而题写园中的堂名为“万柳之堂”。在矮墙的外面，骑马经过的人可以望见。园中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向深处，利用园中低洼的沼地，建成了池塘，又堆积泥土，造出了假山；池塘边都长满了芦荻，云彩和池水疏落映衬，可爱极了。
雍正初年，我刚到北京，喜欢游玩的朋友都对我介绍万柳堂的胜景。我第一次到万柳堂，还多少有些亭台水阁；第二次到那里，以前凌空架在水上的高桥，已斜卧在水中了；第三次去，则凡是园中所种的柳树，都象斩过一样，没有一棵留存了。
人世间富贵的荣耀，它总是随着时间有升有降，大概也和这个万柳堂园一样。那么士大夫如果能够自己有所领悟的话，就应该不再羡慕富贵这样的身外之物。那些已经置身在富贵之中的人，正应当深忧也来不及，又怎么能搜刮百姓的脂膏来建造园林呢？
按一般人的写法，既是三游，自当按时间先后依次叙述。但本篇却一变其俗套，将三次游历所见集中于一段并置之于最后。
开篇则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这篇文章回应开头，全篇首尾贯一，浑成一体。既含蕴深刻，而笔力又峻洁矫劲。
万柳堂是康熙朝大官僚冯溥耗费巨资在北京东南方修建的一所园林别墅。冯溥在政绩上并无多少建树，是位很平庸的官吏，但由于热心为新王朝网罗人材，因而很得康熙的宠爱，赏赐有加。其所建这所园林规制恢弘，美观超凡，并仿效元代宰相廉希宪在京南所建园林别墅的题名，也将自己这所园林题名为“万柳堂”。后来冯溥势衰，万柳堂易主，到雍正年间便日渐废败。刘大櫆于雍正年间旅居京师时，曾三往万柳堂游览，面对一片破败景象，遥想当年的恢弘气度及其主人的显赫地位，不由感慨万千，作了这篇游记散文。
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次吴江，小泊，夜饮僧窗惜别。邦人赵簿携小妓侑尊。连歌数阕，皆清真词。酒尽已四鼓。赋此词饯尹梅津。
送客吴皋，正试霜夜冷，枫落长桥。望天不尽，背城渐杳，离亭黯黯，恨永迢迢。翠香零落红衣老，暮愁锁、残柳眉梢。念瘦腰、沈郎旧日，曾系兰桡。
仙人凤咽琼箫，怅断魂送远，《九辩》难招。醉鬟留盼，小窗剪烛，歌云载恨，飞上银霄。素秋不解随船去，败红趁一叶寒涛。梦翠翘，怨鸿料过南谯。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刘大櫆（1698年—1779年或1780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清代中期古文家、诗人，“桐城派”代表作家。
刘大櫆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雍正四年（1726年），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十年（1732年）两次参加贡生考试都只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乾隆十五年（1750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前往黟县教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76岁的刘大櫆从歙县回到故里桐城枞阳，在江畔故居聚徒讲学，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或四十五年（1780年）病故，享年82岁（一作83岁），被誉为“桐城三祖”之一，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他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