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
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世间万事没有绝对的公平，你何必自寻无来由的烦恼？
若只凭你这寸长的身躯，衔着木头填海要填到何时。
我也愿意填平这东海，即便身体沉入海中心也拒不悔改。
但是只要大海没有被填平，我填海之心将永不泯灭。
呜呼！
你看不到西山之上的飞禽虽衔木者众多，但都在自己忙着筑自己的巢歇息！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呤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白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白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爵叮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荷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此诗是顾炎武在三十六岁时，根据《山海经》关于精卫鸟的故事写成的。那时，反清复明的力量只剩下东南海隅和西南边陲微弱地持着，作者的很多好友也已在斗争中牺牲了。面对这一不利形势，诗人以精卫自喻，而作此诗。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
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 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 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 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馀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宁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乃今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无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
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乎尔，是以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
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足下前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
穆满曾为物外游，六龙经此暂淹留。
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
香辇却归长乐殿，晓钟还下景阳楼。
甘泉不复重相见，谁道文成是故侯。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
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始知。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南直隶昆山人。初名继绅、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蒋山佣。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亭林先生。与黄宗羲、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先生，加上唐甄合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
他在明末为诸生。少时加入复社，阅读邸报，留心经世之务。二十七岁时秋试被黜，退而读书，遍阅各地郡县志书及章奏文册资料，研究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社会实际问题。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兵陷南京，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门生王炎武，即王炎午），在昆山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康熙时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陕西华阴以终。葬于昆山千灯镇。
顾炎武论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方法主张博瞻贯通，“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辨别源流，审核名实，注重实证。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著书撰文注重独创，反对因袭、盲从和依傍。一生著述丰富，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