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清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清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清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测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南京从北门向西走二里，便到达小仓山。山从清凉山发源，分为两岭向下延伸，直到北门桥为止。山势屈折狭长，中间有池塘水田，老百姓管它叫干河沿，河水尚未干涸时，清凉山曾是南唐时代的避暑胜地，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大凡称道金陵名胜的：南面有雨花台，西南方有莫愁湖，北面有钟山，东面有冶城，东北方有明孝陵、鸡呜寺。登上小仓山壮观，云气烟雾的变幻，不是小仓山本身的风景，都成了小仓山的风景了。
康熙年间，江宁织造隋公，在小仓山北面的顶峰，盖起了宽广的厅堂，周围砌上围墙，里面栽种蔌树上千株，桂花上千垅，城里来游的人，络绎不绝，盛极一时，管它叫隋园，是因为建园的人姓隋。三十年之后，我做江宁县令时，隋园已经坍塌荒废，园中的房屋成了酒店，仆役小厮们呼喊喧闹，禽鸟对这现象都觉得讨厌，不肯在那里落窠，各种花卉荒芜凋谢，春天也不开花了。对此我深感悲伤，打听它的价钱，说是值三百两银子，便用官俸把它买下来。周围修筑了篱墙，翻修房屋重新粉刷；随着地形在高处兴建江楼，随着地形在低处兴建溪亭；随着溪涧两岸架设小桥，随着溪流建造小船随着地势中间高四边低，用假山作点缀；随着树木茂密或稀疏，修造相应的房屋；有时把景物突现出来，有时又把景物适当遮掩；全都是随着它的天然条件增减布置。顺着自然形势选取景色，而不作任何破坏性的改造。所以仍然管它叫随园，“隋”、“随’’音读相同，含义有别。
园子落成之后，叹息说：“假使我在此地做官，那只能每月来一次；假使我在此地定居，那就天天在这里了；两件事是不能够同时都获得的，那就舍弃官职择取随园吧。便领着弟弟香亭、外甥湄君把书籍史卷搬进园中定居下来。我曾听苏轼说过：“有道德的人不一定做官，也不一定不做官。"那么我的做官不做官，跟我住进园子的时间长久不长久，也不过是随着自然情况的变化罢了。大凡两种东西所以能够相互替代，是因为其中的一件可以胜过另一件。我竟然把一个官职换取了这所园子，园子的希罕，是可以想见的了。
乾隆十四年三月记。
这篇记文，全文紧扣一个，“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第三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乾隆十年（1745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随园记》写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这是一篇选自《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的山水园林小品。袁枚自江宁令退职后，居随园，不久又受命赴陕西。未及周年。因父丧退职，从此息意官场，所以加意修葺随园，作为退居之所。作者此后便再也没有做官纵情于山水，同时交接达官贵人，成了一个尚级清客。
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
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照紫薇花。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之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
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
每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
可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慈溪。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 [61]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 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