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世上的人共同爱好的东西，不外是美味的饮食，华丽的衣服，曼妙的声色罢了。有一个人，自以为高明，便嘲笑那样的生活，他弹琴下棋，收藏古代的书法绘画，有宾客来访，便拿出来夸耀观摩，自以为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但还是有人嘲笑他说：古代的人所以能够被后世所知晓，是因为有言语文章流传下来，琴棋书画的爱好又有什么意思？但对于这样的意见，豪杰志士也还是要嘲笑。他们认为士人应该以不朽的功名知闻于世，那种只说空话，而不能表现在行动上的做法，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而所谓的功名，从才能只够担任一个普通官职，逐级上推，直到伊尹、吕尚、稷、契所经营的国事，刘邦、项羽、商汤、周武所争夺的大业，也就算到达顶峰了。但这种功名仍然免不了被嘲笑说：这种区区小事哪里值得一提，许由推辞帝王之位才是难能可贵的，孔子能够说王霸大业才算是博洽的。由此来看，世上的人互相嘲笑，还会有完吗？
当士人正有志于他所想得到的东西时，即使是很小的事物，他也会不顾生命、忘记亲人而追求的。因此有的人爱好书法却又得不到时，就捶胸吐血，奄奄一息，甚至掘开坟墓、凿开棺材来得到它。这难道是声色嗅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吗？当他正喜好某物时，即使他自己也无法说出其中的体会，更何况别人呢！人们只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去嘲笑别人所喜欢的事物，就太过分了。
毗陵人张希元，家中世代爱好书法，收藏古往今来的墨宝非常丰富，他把这些都刊刻在石头上，建了一个屋子来珍藏着，并嘱咐我写一篇记文。我是四川人，四川有一句谚语说：“学习书法的人耗费纸张，学习医术的人耗费人命。”这句话虽然小，但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世上有热衷于功名的人，将他从未经实践检验的学识，贸然地用在政事上，他对人命的伤害又岂是学医之人可以比拟的？如今张君有出众的才能，所处的地位低下却与其才不相符，终年逍遥，而无处施展他的雄心与智谋，只好通过书法来自我娱悦。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张君不是长久闲居的人，蕴蓄到了极点便能融会贯通，一定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张君应该知道政治对人的伤害要超过医术，那么希望将我的话来作为鉴戒。
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因为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这篇文章在章法上汪洋恣肆，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章的第一、二段皆从议论出，又以议论结，所言无一涉及“宝墨堂”，但峰回路转，无一不是对堂主的劝慰和告诫。整个的结构上是从大——世间广泛存在的各个行业之间的偏见，到具体的一个行业收藏的苦乐甘甜，再到小——具体到张君行业的选择；层次清晰，节奏鲜明。
此文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年）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而作；张希元家世好书，筑室收藏古今遗迹，名曰“墨宝堂”，苏轼为之作记。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 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蝯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揔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