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黎安二生序

宋代曾巩

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予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白话译文

赵郡苏轼,是我的同年朋友。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不久,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不以为耻辱来拜访我。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宽广雄壮、意味深长,善于照应,气势奔放,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好像没有尽头。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

不久,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将要走的时候,请我以言相赠。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在内心明白了,竟然还要相求我用言语从形式上来表述吗?”黎生说: “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同乡都讥笑我们,认为不切合实际。现在请求您赠言,拟将解除乡里人的疑惑。” 我听了这些话,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

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 只知道相信古人,却不知道符合世俗; 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却不知道跟世俗要同流合污。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 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 如今您的不切实际,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担忧同乡讥笑。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将要重重的得罪,难道只是被讥笑就为止吗? 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必定违背古人,就要随同世俗,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那么这样,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

于是,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并给苏君看看,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

词句注释

  1. 赵郡:即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文学家,因祖籍是赵郡,所以作者称赵郡苏轼。
  2. 同年:同年中考的人。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3. 遗:赠予。
  4. 黎生、安生:生平不详。
  5. 辱:谦词。这里是屈尊的意思。
  6. 闳:宏大。隽:意味深长。
  7. 顷之:不久。
  8. 补:充任。司法参军:官名,掌刑法。
  9. 迂阔:迂远而不切实际。
  10. 道:指圣人之道,即儒家学说。
  11. 庸讵:岂,难道,怎么。
  12. 择而取之:指在古文、道与时文,世俗之间的选择。

作品赏析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 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 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 “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 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 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创作背景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年)。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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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简介描述: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中国北宋史学家、政治家。中国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幼年能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庆历元年(1041年)入太学,上书欧阳修,欧阳修甚奇之,并壮其志。后欧阳修出守滁州,曾巩从之学习古文。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六年(1061年),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 校勘、集贤校理。熙宁元年(1068年),为《英宗实录》检讨官,次年起任地方官吏,辗转越州、齐州、襄州、洪州、明州等地,颇有政绩。元丰四年(1081年),得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擢中书舍人,九月遭母丧,罢职。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卒于江宁府(今南京)。

曾巩现存散文上千篇。他是八大家中情致较少的一位,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其文以议论见长,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文辞和缓纡徐,自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象,与欧阳修的风格相似。《唐论》《战国策目录序》《范贯之奏议集序》《上蔡学士书》都是议论文章的代表之作。曾巩也长于诗,其诗风与文风相近,古朴典雅,清新自然,而较多使用赋的表现手法,比兴的手法略少,显示出宋诗擅长议论的特点。曾巩文集传世者有《元丰类稿》50卷,以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为最古,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顾崧龄重刊,除正集以外,又补集外文2卷、续附1卷,保存曾巩文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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