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寒艳不招春妒。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
长安谁问倦旅？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为回风、起舞尊前，尽化作、断霞千缕。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
秋霜已经降临大地，无数的树林落叶纷纷。为着不招致春花的嫉妒，红叶这时才呈现出冷艳的姿容。冷瑟瑟的枫树，排列在吴淞江畔；我这个孤独的旅人，又吟出了愁苦的诗句。我的船儿正停泊在孤村流水之间：在斜阳映照的归途上，红叶有似烂漫的鲜花，连绵无尽。啊，荒凉的水沟里，一片红叶凄凉地飘流着。为什么柔情蜜意它载不去，只载去烦恼忧愁呢？
长安的人们哟，有谁关心一下这些疲倦的“旅人”？因为怕看见自己衰老的容颜，就一味喝酒，四处漂泊，竞成了这个样子。它徒然把自己打扮得时新漂亮，可是却不能列入洛阳花谱之中。它只能在酒杯前随着旋风飞舞，最后化作无数片碎断的红霞纷纷飞逝。啊，我是多么怀念江南的春天，到处呈现出一片浓绿。我闲适地坐在窗前，倾听着夜雨的飘洒。
上片两句：“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对偶互文，说万里、千林，都在飞霜中枝零叶落，总写秋天大地；“寒艳不招春妒”，收缩到红叶，红叶是寒天中唯一的浓艳之色，它与春风、春花不同时，不可能为它们所妒。三句直从秋天写到红叶，似乎专在咏物；但秋风横扫万里，其实是亡国后江山、士林备受摧残的写照。红叶可以象征遗民，“春”又是在新朝的富贵场中得意的人物的象征，寄托又极分明。这三句，已正面把红叶说尽。下面又从侧面再作生发。“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断句，枫叶经秋变红，故用这一典故，接以“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独客”表面指崔，实际是自指；“又吟愁句”，流露主观感情，由咏物到写人。物、人交错、化合，目的是求若即若离，主客融成一气，不为咏物而咏物。这里是用这种手法，但脉络转接分明：“枫”承“寒艳”；“吴江”二字又引出“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两句。“归路”中停船于“流水孤村”之旁，正可挨村傍树；而在“斜阳”映照中远看似春花围绕的，又非红叶莫属。这是借描写停舟之景以烘托红叶。“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用唐代宫女红叶题诗故事以写眼前红叶，是熟典活用：不正面承说御沟流红，有关双方获得美满姻缘的事，而说“荒沟”内一片凄凉景象，红叶不载情去，却载愁去。不再是写宫女故事，而是自写当时情境；但典故的影子仍在，红叶的影子仍在。一经活用，就化熟为生，化板为活。“载情”句的“情”，是原故事中男女间之情，但句中“载愁”的“愁”，却是词人自己的国亡家破、飘零失路之愁。句中“载情”是宾，“载愁”是主。意谓若欲题于红叶，托荒沟流水载去的，亦只有无限深愁而已。“载情不去”，为“不载情去”的倒文。从主观方面说，是今已无“情”可供托载，表现出来却成为问沟水为何不与我载情去而载愁去，愈婉转，愈沉痛。
上片从红叶写到人，下片则从人写到红叶。“长安谁问倦旅”，以一疑问句领起写人。“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又用自己烘托红叶。上句用郑谷《乖慵》诗“愁颜酒借红”，藏“红”字；加上“羞见”、“飘零”，以增曲折哀叹之意，便切遗民身世。“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又承上句“飘零”一词的双关，转到写红叶，脉络亦分明；指出秋叶虽红，终不是花，终不会为只爱春花的常人所赏，不能载人《花谱》。“洛阳”、“新妆”，皆暗指牡丹：牡丹为洛阳名花；不入《花谱》，即是不挂新朝朝籍、不得富贵的隐喻。“谩倚”是对“新妆”的唾弃，即是勉励红叶不要去羡慕、效法春花，也即是隐喻遗民们不要去羡慕、效法新贵。红叶既不能追随春花，它受秋天“回风”的吹送，也只能在酒人的樽前“起舞”最为合适，因为酒人的“醉貌”可与红叶的颜色互相映照，酒人的身世也可能就同于红叶的遭际。“尽化作、断霞千缕”，写风中落叶众多，一经“起舞”，艳红的颜色就可化为千缕断霞，红叶的这一光彩，也即是遗民们的丹心碧血，他们哀思故国的返照回光，他们忍受风霜、保持坚贞气节的光辉节概。红霞成为“断霞”，可知无法回天，也即无力复国。那么，“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只好牢记江南听雨、夏木阴阴的季节，也即只好牢记南宋亡国前尚存半壁河山的偏安时期。着一“暗”字，则当时已入衰残之境，呼应“断”字，使结语呜咽缠绵。自“谩倚”以下，句句写红叶，又句句比遗民。
全词围绕红叶，扣紧题目，不避犯“正位”；但人、物关合，义兼比兴，写得不粘不脱，凄惋沉痛，感染力强。
《绮罗香·红叶》大约作于元武宗至元1290年冬。其时，张炎年四十三岁，为应元政府写经之召而被迫北行。行之大都（今北京），张炎感伤亡国之情顿上心头，遂借眼前之“红叶”抒发其漂浮不定的身世和忠贞爱国的情操。
我与先生，夙期已久，人间无此。不学杨郎，南山种豆，十一征微利。云霄直上，诸公衮衮，乃作道边苦李。五千言、老来受用，肯教造物儿戏？
东冈记得，同来胥宇，岁月几何难计。柳老悲桓，松高对阮，未办为邻地。长干白下，青楼朱阁，往往梦中槐蚁。却不如、洼尊放满，老夫未醉。
告巴蜀太守：
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警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
游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筹觥也。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水满池塘花满枝，乱香深里语黄鹂。东风轻软弄帘帏。
日正长时春梦短，燕交飞处柳烟低。玉窗红子斗棋时。
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
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
张炎（1248年-约1317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先世居凤翔府成纪（今甘肃天水），后定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国宋末元初词人。
在宋亡之前，张氏为世家大族，所以张炎生活豪奢而清雅，因而从出生至临安陷落（1248年-1276年），张炎过着承平贵公子的生活。但并未从政，而是纵情湖山，流连诗酒，与临安文人适情赋咏，并且时常侍从其父参加结社雅集，受到杨缵等父辈词人的深刻影响。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从此张炎开始了“落魄王孙”的生活，其行踪大致在杭州、绍兴一带，与周密、王沂孙等交往酬唱，并且参加了唐珏、周密等人组织的绍兴集会，抒发故国之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九月，张炎应召北上，在大都，遇汪菊坡、吴菊泉及杭伎沈梅娇。次年春，自大都南还，漫游吴越。晚年飘零无定，而殆以授徒、依附达贵友人周济，甚至“设卜肆”为生。观延祐四年（1317年）钱良祐《词源》跋，此时张炎似尚健在，而其后事迹不详，大约卒于至治年间，年七十岁左右。
张炎以词擅名，属于传统的婉约一派。有《山中白云词》留传后世，存词三百余首，其中有些寄寓着对国家命运和个人身世的感慨。还是词论家，著有《词源》，分上下2卷，共29条，是古代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也对后世词人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