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
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
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在深红的城阙登临眺望，雨后的远空景朗天开，金明池畔高耸着排排绿树，傍晚的寒风吹得它左右摇摆。
长虹向两边垂头暴饮，大海快要被一口吸干，离群的老雁呼唤着侣伴，在秋空更显得无限悲哀。
世界的劫火有时而至，到时一切将归于变化毁灭，就如那号称神岳的嵩山，有什么办法能让它飞来？
处身这亡国的穷途末路，自觉已流不出更多泪水，且莫再倚傍落日的余晖，怅然地眺望旧时的吹台。
围城蒙军刚刚退走，雨霁天晴，诗人为了消散满胸郁结，遂至丹风门登眺，然其胸中郁结并未随乌云廓散而有所减少，反而因胸有亡国悲哀，使所眺之物无不染上亡国悲哀的色彩。故该诗触景生情，意在笔先，赋中有比，象中含兴。
首联紧扣诗题。“绛阙”点明登临之地；“霁”点明登临之时；“遥天”是登高所见；“登眺”二字虽未点出，但已自寓其中。句末“开”字用得极好，此前“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令人窒息的情景及此时乌云乍开，胸中沉闷顿然若释的心境尽在言外。阴霾廓尽，晴空如洗，万里蓝天，纤细毕现，金碧辉煌的宫阚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的美丽景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然而，久久盘旋在诗人胸中的郁结并未随之尽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意向把诗人的视线很快拉回，纤细毕现的晴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周围饱受兵燹之后的疮痍。在满目疮痍中，尤引诗人注目的是金明池那正被秋风吹荡，处于一片萧瑟凋零中的高树，一种故国乔木、铜驼荆棘之悲油然而生。该联赋中有比，象中含兴，以下诸联紧扣“雨后”“登眺”四字，围绕亡国之悲，赋陈其象，因象见意，皆由此生发。
颔联首句之“长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景物，然诗人“以我观物”，故续之以“下饮海欲竭”。该句以“海”喻金国，以“长虹”喻蒙古军。着一“欲”字，以预示金国必亡，人民将被屠戮殆尽的悲惨命运。对此，诗人悲戚愁惨，哀恸万分。而此时恰又有一群大雁呱呱南飞，凄唳的叫声，使萧杀的金秋更添了几分凄凉的气氛。传说雁群中领头的，都是失去配偶的老雁，因孤苦伶仃，再加知前途艰险，故其叫声分外凄凉。诗人此时际遇与“老雁”相近。上年，老妻病故；本年，幼女夭亡，国家的前途又复如此，故于老雁的叫声尤感揪心。同时，此处也有以秋雁哀鸣，来喻中原人民的流离失所，奔走呼号的意思。诗人远目飞鸿，心影相随，际遇之悲，国衰之痛，充溢宇内。
登临的所见所闻，莫不生悲；国事家事，皆不堪言。诗至此，似乎再说已属多余。然而诗人毕竟是大手笔，颈联又掉笔言其所思，使诗极尽波澜起伏之致。诗人由明池联想到昆明池，又由昆明池之黑灰联想到刚停的暴雨及暂时平息了的战乱，遂幻想劫火亦有终归息灭的。但幻想不等于现实，尽管诗人不甘亡国，想入非非，可这一厢情愿一经理智撞击，便化为乌有，于是对句又言“神嵩何计得飞来”。“神嵩”（中岳嵩山）绝无从数百里之外飞来汴京之理，无救兵可求进而期望中岳来作屏障，可见诗人绝望之极。句中不说“无计”而说“何计”，着“何”字表现出诗人在绝望之中反复挣扎的几多情思。
尾联以阮籍自况。是时诗人久于悲痛，泪已无多，不堪眺望吹台，只有追怀往事，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徒增悲伤了，故有“莫傍”二字。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从这自我克制、收敛之辞中，更能体味到诗人泪往心里流那凄婉哀绝的悲伤，收到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全诗善用象征手法，如以“长虹”喻元蒙军，以“海欲竭”喻国将亡，以“老雁”自喻，以“神嵩”幻想救兵等。诗歌头一句写“霁景开”，末尾写“傍残阳”，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该诗颇似杜甫夔州以后的诗风，对仗工整，即使在不需要对仗的首联亦浑然成对。尤其是意象化手法的运用，我之意与物之象天然凑泊，契合无间。赵翼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确非过誉。
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八月，诗人应召入朝，任尚书都省掾，全家也随同迁居汴京。是时，战争形势日益恶化，蒙古军三路齐发，右翼直指金朝首都汴京。第二年正月，金兵在钧州（在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全军溃败，蒙古大军趁势长驱直入，于三月包围了汴京。四月，金哀宗遣使求和，这才得以解围。蒙古退兵之后，诗人趁雨后天晴，登上汴京官城的北门丹凤门眺望四处，只见兵燹过后，满目疮痍。诗人想到国家将亡的命运，想到围城期间三女阿秀的病夭，国恨家愁一齐涌来，心中不由得哀痛欲绝，挥笔写下了这首诗篇。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黄鹄飞鸣未免饥，此身自笑欲何之。
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
一樽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
后土祠中玉蕊，蓬莱殿后鞓红。此花清绝更纤秾。把酒何人心动。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
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阳那有雁飞回。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曾作《箕山》《琴台》二诗，为北方文宗赵秉文所嘉赏，因而名震京师，号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历任权国史院编修、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筑野史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