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
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
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在深红的城阙登临眺望，雨后的远空景朗天开，金明池畔高耸着排排绿树，傍晚的寒风吹得它左右摇摆。
长虹向两边垂头暴饮，大海快要被一口吸干，离群的老雁呼唤着侣伴，在秋空更显得无限悲哀。
世界的劫火有时而至，到时一切将归于变化毁灭，就如那号称神岳的嵩山，有什么办法能让它飞来？
处身这亡国的穷途末路，自觉已流不出更多泪水，且莫再倚傍落日的余晖，怅然地眺望旧时的吹台。
围城蒙军刚刚退走，雨霁天晴，诗人为了消散满胸郁结，遂至丹风门登眺，然其胸中郁结并未随乌云廓散而有所减少，反而因胸有亡国悲哀，使所眺之物无不染上亡国悲哀的色彩。故该诗触景生情，意在笔先，赋中有比，象中含兴。
首联紧扣诗题。“绛阙”点明登临之地；“霁”点明登临之时；“遥天”是登高所见；“登眺”二字虽未点出，但已自寓其中。句末“开”字用得极好，此前“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令人窒息的情景及此时乌云乍开，胸中沉闷顿然若释的心境尽在言外。阴霾廓尽，晴空如洗，万里蓝天，纤细毕现，金碧辉煌的宫阚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的美丽景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然而，久久盘旋在诗人胸中的郁结并未随之尽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意向把诗人的视线很快拉回，纤细毕现的晴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周围饱受兵燹之后的疮痍。在满目疮痍中，尤引诗人注目的是金明池那正被秋风吹荡，处于一片萧瑟凋零中的高树，一种故国乔木、铜驼荆棘之悲油然而生。该联赋中有比，象中含兴，以下诸联紧扣“雨后”“登眺”四字，围绕亡国之悲，赋陈其象，因象见意，皆由此生发。
颔联首句之“长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景物，然诗人“以我观物”，故续之以“下饮海欲竭”。该句以“海”喻金国，以“长虹”喻蒙古军。着一“欲”字，以预示金国必亡，人民将被屠戮殆尽的悲惨命运。对此，诗人悲戚愁惨，哀恸万分。而此时恰又有一群大雁呱呱南飞，凄唳的叫声，使萧杀的金秋更添了几分凄凉的气氛。传说雁群中领头的，都是失去配偶的老雁，因孤苦伶仃，再加知前途艰险，故其叫声分外凄凉。诗人此时际遇与“老雁”相近。上年，老妻病故；本年，幼女夭亡，国家的前途又复如此，故于老雁的叫声尤感揪心。同时，此处也有以秋雁哀鸣，来喻中原人民的流离失所，奔走呼号的意思。诗人远目飞鸿，心影相随，际遇之悲，国衰之痛，充溢宇内。
登临的所见所闻，莫不生悲；国事家事，皆不堪言。诗至此，似乎再说已属多余。然而诗人毕竟是大手笔，颈联又掉笔言其所思，使诗极尽波澜起伏之致。诗人由明池联想到昆明池，又由昆明池之黑灰联想到刚停的暴雨及暂时平息了的战乱，遂幻想劫火亦有终归息灭的。但幻想不等于现实，尽管诗人不甘亡国，想入非非，可这一厢情愿一经理智撞击，便化为乌有，于是对句又言“神嵩何计得飞来”。“神嵩”（中岳嵩山）绝无从数百里之外飞来汴京之理，无救兵可求进而期望中岳来作屏障，可见诗人绝望之极。句中不说“无计”而说“何计”，着“何”字表现出诗人在绝望之中反复挣扎的几多情思。
尾联以阮籍自况。是时诗人久于悲痛，泪已无多，不堪眺望吹台，只有追怀往事，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徒增悲伤了，故有“莫傍”二字。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从这自我克制、收敛之辞中，更能体味到诗人泪往心里流那凄婉哀绝的悲伤，收到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全诗善用象征手法，如以“长虹”喻元蒙军，以“海欲竭”喻国将亡，以“老雁”自喻，以“神嵩”幻想救兵等。诗歌头一句写“霁景开”，末尾写“傍残阳”，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前后呼应。该诗颇似杜甫夔州以后的诗风，对仗工整，即使在不需要对仗的首联亦浑然成对。尤其是意象化手法的运用，我之意与物之象天然凑泊，契合无间。赵翼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确非过誉。
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八月，诗人应召入朝，任尚书都省掾，全家也随同迁居汴京。是时，战争形势日益恶化，蒙古军三路齐发，右翼直指金朝首都汴京。第二年正月，金兵在钧州（在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全军溃败，蒙古大军趁势长驱直入，于三月包围了汴京。四月，金哀宗遣使求和，这才得以解围。蒙古退兵之后，诗人趁雨后天晴，登上汴京官城的北门丹凤门眺望四处，只见兵燹过后，满目疮痍。诗人想到国家将亡的命运，想到围城期间三女阿秀的病夭，国恨家愁一齐涌来，心中不由得哀痛欲绝，挥笔写下了这首诗篇。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由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淮、汴、睢、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东风不解愁，偷展湘裙衩。独夜背纱笼，影著纤腰画。
爇尽水沉烟，露滴鸳鸯瓦。花骨冷宜香，小立樱桃下。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欲知一雨惬群情，听取溪流动地声。
风乱万畴青锦褥，云摩千嶂翠瑶屏。
行人隔水遥相语，立鹭摧枝忽自惊。
岁岁只愁炊与酿，今愁无甑更无瓶。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金朝末年至大蒙古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曾作《箕山》《琴台》二诗，为北方文宗赵秉文所嘉赏，因而名震京师，号称“元才子”。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历任权国史院编修、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筑野史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辑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