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

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

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

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

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

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

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沱、江自岷而别。张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阔沟以酾之，大溉蜀郡、广汉之田，而蜀以富饶。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来自西北，而汇于府之东南，乃所谓“二江双流“者也。

沱旧循南隍，与江并流以东。唐高骈斥其广秽，遂塞縻枣故渎，始凿新渠，缭出府城之北，然犹合于旧渚。渚者，合江故亭。唐人晏饯之地，名士题诗往往在焉。从茀不治，余始命葺之，以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东山翠麓，与烟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鸣濑抑扬，鸥鸟上下。商舟渔艇，错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观也。

既而主吏请记其事：余以为蜀田仰成官渎，不为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潢漾之胜，比他方为少。倘能悉知潴水之利，则蒲、鱼、菱、芡之饶，固不减于蹲鸱之助。古之人多因事以为饰。俾其得地之利，又从而有观游之乐，岂不美哉？兹或可书以视后，盖因合江而发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成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主庙祀孔氏，庙又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室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为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