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
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秋风就像凌厉凄冷的并刀，一派令人酸目的狂风，席卷呼啸而来声如怒涛。荆州一带少年们并马驰骋，长得粗犷豪放，躺卧栎林，醉后弯弓射击大雕。
微微醉意中回忆着荆轲高渐离，燕赵之地至今悲歌未消，回忆往昔而今仍觉易水凄寒，今天我又慷慨豪迈地跨过豫让桥。
全词在行文上，前两句总述，后两句分叙，在分叙中又以“忆昨”和“今朝”的时间词标明，既说明词人在“邢州道上”的奔波进程，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情随景出的思绪，显得眉目清楚，词气贯注，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怀古、议论于一炉，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上片写道中所见。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秋风劲厉。用并刀相比、冰肌刺骨，好象刀割，可谓想象奇特，比喻尖新。写风劲，不仅用“卷涛”的夸张描写，更用一个“酸”字加以渲染，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寒冷和惨烈感，两句词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从而为下文“三河年少客”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后三句写“三河年少客”在林中骑射的情景。古称善射者为“射雕手”，在西风劲历，寒意刺骨的深秋，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冒风冲寒，驰马弋射，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一个“醉”字，更是醉态淋漓，神情毕现，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形象生动风格雄健“粗豪”两字，更是感情贯注，笔力千钧。
下片写怀古心情，词用“残酒忆荆高”换头，字面上，从少年的“醉射”引出自己的“残酒”；内容上，从写所见转入怀古；感情上，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一个“忆”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荆高”，指荆轲、高渐离，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这里只说两人，是为了押韵，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燕赵悲歌”：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两曲悲歌流传至今，使人激励，也使人叹息，这就是“事未消”的含义。词人触景怀思，心灵也深受震撼，因此，他乘车过易水时，深感其“寒”，这“寒”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这里有对荆、高壮志未酬的惋惜，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但作者并不颓唐，在过豫让桥时忽多“慷慨”，这“慷慨”，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勇于奋起的激励。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慷慨豪气，力透纸背。
康熙七年（1668年），正值文字狱盛行之日，作者自北京南游开封、洛阳，此词可能是途中所作，且与《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同时作。作者行至易水和豫让桥，这一年他四十四岁，想起当年荆轲、高渐雕的燕赵悲歌之事，尚为诸生，潦倒名场，壮志未酬，慷慨怀古，写下此词。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
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藁街列第峥嵘起，前殿南军顾盼雄。
新旧只今分半坐，庙堂端费斡旋功。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
夜牧牛，牧牛度村谷。
荷蓑出林春雨细，芦管卧吹莎草绿。
乱插蓬蒿箭满腰，不怕猛虎欺黄犊。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
陈维崧（1625年-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明末清初词人、骈文家，“江左三凤凰”之一。
陈维崧幼时便有文名，明亡后，科举不第。清顺治三年（1646年），其幼弟陈宗石入赘于商丘侯方域家，陈维崧亦寓居商丘。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月，陈维崧访冒襄，在水绘庵中的深翠房读书。康熙元年（1662年），陈维崧至扬州与王士祯、张养重等修禊红桥。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官翰林院检讨，任《明史》纂修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维崧卒于任上，享年五十八岁。
陈维崧工骈文，气脉雄厚，纪昀称其“才力富健，风骨浑成”，汪琬谓唐开元、天宝后无与抗。诗雄丽沉郁，为吴伟业派，徐乾学称其“近体似玉溪，歌行之运笔顿挫，婉转丰缛，前少陵而后香山”。词最工，一生所作，有一千六百二十九阕之多，古今词家所未有。为阳羡派的开山，与浙派词首领朱彝尊并称，曾合刊《朱陈村词》。其关心民瘼，以杜诗和元、白乐府精神为词，并有大量反映明末清初国事之作，尤足称“词史”。虽导源辛弃疾，但自拓疆宇，所以为大手笔，著有《湖海楼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