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4,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
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降及尧舜,作为千钟百壶之献,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礼繁乐杂,数十代与醉乡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宁。至乎末孙桀纣,怒而升其糟丘,阶级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见醉乡。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典司五齐,拓土七千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爱道者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数十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嗟呼,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故为之记。
醉乡,不知道离中国有几千里远,那里土地辽阔,无边无际,也没有丘陵和险峻的高山大坡。气侯四季如春,没有阴晴寒暑的变化。风俗人情基本相同,没有城乡差别。那里的人非常诚实淳朴,没有爱憎喜怒之分。呼吸清风,溽饮甘露,不吃五谷杂粮。他们睡觉的时候舒适自得,走路的时候慢慢悠悠,与鸟兽鱼鳖居住在一起,不知道使用车、船等机巧器物。
很久很久以前,黄帝曾经得到机会,游览过醉乡的国都,回来以后,渺渺茫茫,好像丧失了天下一般,认为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天下也是不厚道的。往后,到了尧和舜时候,曾经准备了大量的美酒和粮食作为礼物,从姑射神人那儿借了一条道路,大概到了醉乡的边邻,因而他们都终身太平无事。夏禹和商汤创立法制,礼节繁缛,音乐复杂,与醉乡隔离了几十代。他们的大臣羲和,放弃了掌管天文历法的职责出逃,希望到达醉乡,结果迷失了道路,半途夭亡,天下于是便不得安宁。到了他们的末代子孙,夏桀和商纣一怒之下顺着千仞高的台阶,登上酒渣堆积的糟丘,向南方遥望,到底也没有看见醉乡。武王取得胜利以后,命令他的弟弟周公姬旦设立了酒人氏这一官职,掌管造酒,扩大疆域七千里,才仅仅与醉乡相通,所以四十多年无人犯法,各种刑罚搁置不用。往后到周幽王、周厉王,再往后到秦朝和汉朝,中国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混乱状态,于是便与醉乡隔绝了,但臣民中得道的人往往有偷着去的。阮嗣宗、陶渊明等几十个人都游览过醉乡,终身没有回来,死后便埋葬在醉乡的土地上,中国便把他们当作了酒仙。
啊!醉乡的风俗,难道是古代的华胥国吗?为什么这样清静淳朴呢?我曾经游览过醉乡,所以为她写了这篇记
封建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东晋陶渊明构造过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王绩则虚构了“无爱憎喜怒”的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据《新唐书·王绩传》载,此文当作于贞观中年(638年前后)。这时,王绩已为善酿者杜康等人立祠。《王绩传》说他“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
路远仙城,自王郎去后,芳卿憔悴。锦段镜空,重铺步障新绮。凡花瘦不禁秋,幻腻玉、腴红鲜丽。相携。试新妆乍毕,交扶轻醉。
长记断桥外。骤玉骢过处,千娇凝睇。昨梦顿醒,依约旧时眉翠。愁边暮合碧云,倩唱入、六幺声里。风起。舞斜阳、阑干十二。
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
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
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
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
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
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馽羁;玉佩琼琚,大放厥词。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尚飨!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一无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古之贤人,其所以得之于天者独全,故生而向学,不待壮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后从事,则虽其极日夜之勤劬,亦将徒劳而鲜获。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姬传,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则南青也。亿少时与南青游,南青年才二十,姬传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礼,余至其家,则太夫人必命酒,饮至夜分乃罢。其后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归与姬传相见,则姬传之齿已过其尊府与余游之岁矣。明年,余以经学应举,复至京师。无何,则闻姬传已举于乡而来,犹未娶也。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独余之穷如曩时,而学殖将落,对姬传不能不慨然而叹也。
昔王文成公童子时,其父携至京师,诸贵人见之,谓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问何为第一流,诸贵人皆曰:“射策甲科,为显官。”文成莞尔而笑,“恐第一流当为圣贤。”诸贵人乃皆大惭。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
姬传试于礼部,不售而归,遂书之以为姬传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