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还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沫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大人，做节度史三个月，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有人举荐石先生，乌大人说 ：“石先生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瀍谷河之间，冬天一件皮衣，夏天一件麻布衣服；吃的吗，一天吃一 盆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就谢绝；请他一起出游，没有找借口拒绝的；劝他当官，便不理睬；坐的只有一间房间，左右全是图书。跟他谈道论理，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评论人物的高下，事后成败与否，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卜未来。”乌大夫说：“石先生有志于隐居自在到老，不求于人，他肯为我来当官吗？”手下的人说：“大夫您文武全才忠孝具备，为国家求才，不是为自家私利。当今反寇聚集在恒地，敌军环视着边境，农田无法耕种没有收成，钱财粮草殆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回归中原运输的要道，治理的方略征讨的谋划，应该有适当的人来出谋划策。先生您仁义并且勇敢，如果凭仁义邀请他并坚决委以重任，他能有什么托词拒绝？”于是撰写邀请函，准备好车马和礼物，占卜选择好吉日交给使者，找到石先生的住处拜请他。
石先生没有告诉妻儿，没有与朋友商量，戴好帽子系好衣带正装接见客人，在家里拜受聘书和礼物。晚上就沐浴更衣，准备好行装，书籍装上马车，问清楚道路，与经常来往的朋友告别。清晨他们就全到了，在东门外布置好饯行仪式，酒过三巡 将要起身的时候，有人拿着酒杯说：“乌大夫的确能够凭义理选取人才，先生您的确按照道理给自己责任，决定去留。为先生 您饯行了。”有又人敬酒祝愿说：“凡是辞官上任离别相处又有什么长久不变的呢？惟有不变的是以道义作为依归。这就为先 生干杯。”又有人敬酒祝愿道：“愿先生让乌大夫不要改变初衷，不要为了自家富裕而使军队饥饿，不要（内心）甘愿忍受佞人而表面上尊敬正直人士，不要被谗言蒙昧，只听先生的，因此能有成就，确保天子的宠信和任命。”又有人祝愿道：“希望先生不要 在乌大夫那图谋利益，而为自身的私利方便图谋。”石先生起身拜谢道：“怎敢不日夜敬忠职守来做到遵从你们的祝愿和规劝！” 于是东都的人士，都知道乌大夫和石先生果然能够互相合作而有所成就。便各自做十二句的诗歌，让我为这做序。
本文为送石处士赴任而写，《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最终目的是鼓吹选用贤才，并鼓励贤才“以道自任”，为国出力。
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却通过明暗两条线来体现：上段记叙乌公和从呈的对话，通过几问几答，表现出石处士的品德才学。表面上写乌公与从呈讨论求贤之事，实则由两人之间的问答，体现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饯别宴席上东都士人的祝辞和石处士的答辞，实际上是韩愈对乌公和石处士的期望。明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却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
《送石处士序》作于公元810年（元和五年）六月间。元和四年，河北恒州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死，王承宗统率军队不服从朝廷诏命。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率兵讨伐。乌重胤于元和年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其地处转运要道，责任重大。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人，渴望共济国事。石处士姓石名洪，字睿川，洛阳人，辞去黄州录事参军后，退居洛阳，十年不曾外出做官，石洪德商望重，颇具才略，而古代称有才德而不做官的知识分子为处士。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东都人士作诗饯别，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序中期望乌氏与石洪以道义为依并极两人合作成功，兼寓箴规之意，具有丰富的现实与理想意义。
过韶阳。璇枢电绕，华渚虹流，运应千载会昌。罄环宇、荐殊祥。吾皇。诞弥月，瑶图缵庆，玉叶腾芳。并景贶、三灵眷祐，挺英哲、掩前王。遇年年、嘉节清和，颁率土称觞。
无间要荒华夏，尽万里、走梯航。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鹓行。望上国，山呼鳌抃，遥爇炉香。竟就日、瞻云献寿，指南山、等无疆。愿巍巍、宝历鸿基，齐天地遥长。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於清高，盖护其短也。至於台阁今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枚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休组之，对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晴丝牵绪乱。对沧江斜日，花飞人远。垂杨暗吴苑。正旗亭烟冷，河桥风暖。兰情蕙盼。惹相思，春根酒畔。又争知、吟骨萦销，渐把旧衫重剪。
凄断。流红千浪，缺月孤楼，总难留燕。歌尘凝扇。待凭信，拌分钿。试挑灯欲写，还依不妨，笺幅⒁偷和泪卷。寄残云剩雨蓬莱，也应梦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