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青山无尽楼阁连绵望不见头,西湖上的歌舞几时才能停休?
暖洋洋的春风吹得贵人如醉,简直是把杭州当成了那汴州。
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不但通过描写乐景来表哀情,使情感倍增,而且在深邃的审美境界中,蕴含着深沉的意蕴。同时,诗人以讽刺的语言中,不漏声色地揭露了“游人们”的反动本质,也由此表现出诗人的愤激之情。
诗的头句“山外青山楼外楼” ,诗人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这样首先描写了祖国大好山河,起伏连绵的青山,楼阁接着一个,这是多么美好的自然。从诗歌创作来说,诗人描写山河的美好,表现出的是一种乐景。接着写到:“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面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触景伤情。这样美好的大好山河,却被金人占有。诗句中一个“休”字,不但暗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心痛,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诗人对当政者一味“休”战言和、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愤慨之情。在诗人的心中,“西湖歌舞”正是消磨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他此时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歌舞快“休”了。这里,诗人运用反问手法,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对这些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之情,也更加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产生的忧伤之感。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在这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主要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这句紧承上“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来。诗人面对这不停的歌舞,看着这些“游人们”陶醉其中,不由得表现出自己的感慨之情。其中,“暖风”一语双关,在诗歌中,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在诗人看在,正是这股“暖风”把“游人”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其中的“熏”、“醉”两字用得很精妙。首先,一个“熏”字,暗示了那些歌舞场面的庞大与热闹,为“游人们”营造了靡靡之音的氛围。接着一个“醉”字,承接上一个“熏”字,把那些纵情声色的“游人们”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一个“醉”字,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游人们”在这美好的“西湖”环境中的丑态。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为了进一步表现出“游人醉”,在结尾中写道:“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朝原来建都于汴梁,时已为金侵占。就是说,纸醉金迷中,这些“游人”们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这里,诗人不用“西湖”而用“杭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西湖”虽在杭州,但说到“西湖”,美景之地,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而且也仅仅是杭州的一个景点。而诗人用“杭州”,就很好地与宋都“汴州”(“汴州”已经被金人占有)对照。在对照中,不但引出“汴州”这一特殊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名称,而且更有助于抒发诗人的情感——揭露那些“游人们”无视国家前途与命运,沉醉在醉生梦死、不顾国计民生的卑劣行为,同时,也表达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及其对统治者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的愤怒之情。
这首《题临安邸》系南宋淳熙时士人林升所作,此为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疑原无题,此题为后人所加。
北宋靖康元年(1127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赵构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终焉之志,于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商人,在以屈辱换得苟安之下,大修楼堂馆所,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壮大这“帝王之居”,并大肆歌舞享乐,沉沦于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中,致西湖有“销金锅”之号。几十年中,把临时苟安的杭州当作北宋的汴州(今河南开封),成了这班寄生虫们的安乐窝。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从古难消豪气,也只书空咄咄。正自检、断肠诗阅。看到伤心翻天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笔端结。
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泪皆成血。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读罢《离骚》还酌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阕。声早遏,碧云裂。
疏雨洗天清,枕簟凉生。井桐一叶做秋声。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
梦断古台城,月淡潮平。便须携酒访新亭。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
画屏天畔,梦回依约,十洲云水。手捻红笺寄人书,写无限、伤春事。
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河东郭有道,于世若浮云。
盛德无我位,清光独映君。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
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