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加察，幸甚！
苏洵我听说楚国人很推崇令尹子文的行为，说他三次担任令尹而并不感到高兴，三次被罢去令尹而并不感到愤怒。他担任令尹，楚国人因此而感到高兴；罢去他的令尹，楚国人因此而感到愤怒。他自己不怒当令尹，但令尹却自然落到了他身上。难道令尹子文就独独憎恶富贵？他知道令尹不可以强求，从而安然自得。因此，高兴和愤怒郝不会装进他的心中，但他人却为令尹急得嗷嗷叫。呵，他难道还不能看出自己伟大而他人渺小吗？被人无情地抛弃而不知道被抛弃的悲伤，隆重地被人起用而不知被起用的快乐；任凭他人怎样抛弃我、怎样起用我，而我之所以为我，这一点却始终如一。
从前，明公最初通过自己奋斗，从南海之滨崛起而成为天下有名的政治要人。在您事业最兴盛的时候，您慷慨激昂，议论政治的得失，确定政事的可否；左边安抚西夏，右边安顿契丹；奉命出使千里之外，弹压强悍不屈的胡虏；您辩论起来，就像大河决流而向东注入大海一样，名声飞扬在中原而震动戎狄的国家；可以说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等到半辽遭到废黜，您却又成了海滨的一名普通人。在这期间的十余年中，明公对他人无所求，而他人对明公也无所求。后来，正好遇上南蛮横冲直撞、反叛逞凶，万里之内都是反贼，而却没人能够拯救。于是，明公从百姓的行列中挺身而起，折根短棍便抽打敌人，不久南方就获得了安宁。这难道是明公有所求而使出来的吗？正遇上事变，因而立了大功，大功告成而官位也就有了。明公在这进进退退的事情上，也有着权为宽阔的回旋余地。
可悲呀！当今的凡人在富贵之间忙来忙去不知遒停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沉漫在安闲逸乐中，养成了高傲的习气；环视四海，饥寒穷困的文士无不忧愁难过，没有快乐。穷人连野莱也吃不饱、粗布衣裳也不保暖，习惯了被贫贱所折磨，仰望贵人的光辉，则被它弄得神魂颠倒、惊惶失措。这两种人，都不能同他们谈论轻视富贵而甘心贫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贫富贵贱的真实滋味。只有天下那种既享受过富贵的荣华而又品尝过贫贱耻辱的人，才能同他们谈论这个问题。
如今，天下人之所以奔走于富贲的原因，我是知道的，但不敢告诉别人。富贲的极点终止在天子的宰相上，而天子的宰相到底是谁给它取的名称呢？难道是上天给它取的名？它也只不过是人自己取的名称罢了!天下的官位，最上层是三公到卿、大夫，最下层就是士。这四种人，郁是由人自己所担任的，而且人自己也很看重它。天下人认为这四种人与普遁人完全不一样、超凡出众而不可接近，这不也太糊涂了吗？为什么也不返回到它的本源上去想一想呢？这四种名称，最初不过是出自天下的人，不过是出自个人的意愿、用来相互称呼的罢了。这四种名称，如果确实出自人的个人意愿、用来相互称呼的，那么世上所谓的贤人和君子又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有才的人是贤人，而有德的人是君子。这两种名称，难道没有份量吗？然而，如今社会上能成为君子的人士，旦被社会所抛弃，便以为君子还不如一名小官员高贲了，更何况与三公相比呢？明公从前蛰居在南海，今天则为东方诸侯。两相比较，君子在这中问难道会有什么差别吗？而明公难道还会因此自轻或自重吗？苏洵我以为明公既享受过富贵的荣华而又品尝过贫贱的耻辱，其中的滋味是相当多的。因此，我尽情陈述到这个程度，而没有绕弯子。
苏洵我是西蜀的一名普遁人，曾经有过在当今社会做出成就的志向，但由于按老一套办事而得不到赏识，以至于衰老。然而，我曾经想见到的天下人士还有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我大都已经见到了，惟独还没有见到明公您。我经常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明公来朝见，而苏洵我正好在这里，因此不能不见。
希望明公能体谅我的心情。我感到十分荣幸。
文章一开始就以楚人令尹子文的品行提出自己的观点：富贵不可以求得，应该安其所得。“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吾如一。”
接着，作者对余靖的宦途功德作了概括的介绍，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作者在叙述了余靖的功业之后，进一步对世俗中的“达者”和“穷者”对富贵、贫贱的态度进行论述，指出这两种人不能轻富贵而安贫贱，是“不知富贵贫贱之正味”。天下之人都奔走于富贵之间，无论是富贵的最高者天子之相，还是三公卿大夫，以及士，”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他们的“名”都是人们出于私意而自相号呼的。在论述了上述观点之后，作者又转入歌颂余靖，赞美他伏于南海不自轻，成为名卿不自重的美德。
最后，作者谈到了自己“尝有志于当世”，但命运多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自己虽不算名士，但想拜见天下名士的想法已基本实现，只有余靖还未见着。在苏洵看来，天下名士只五六人。这篇散文与苏洵的其它文章不同，苏洵的其它文章大抵各为片段，一个片段说明一个问题，总起来说明他的观点。而该文却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似江河滔滔不绝。
庆历中，余靖曾在谏院供职，庆历新政失败后多年被贬，后因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有功，才再度升迁，仕途坎坷。余靖于嘉祐六年（1061年）五月青州任满，改知广州，进京述职，苏洵在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前不在京师。从信末“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等语，可推知此书作于嘉祐五年二月至次年六月之间。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
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首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跭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迫兼棋岳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策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上下离遮兮四面隔闭，围合䍐散兮所对哽咽。韩信将兵兮难通易绝，身陷死地兮设见权谲。诱敌先行兮往往一室，捐棋委食兮遗三将七。迟逐爽问兮转相伺密，商度道地兮棋相盘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迫役踧踖兮惆怅自失。计功相除兮以时各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营惑窘乏兮无令诈出，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王孙重离别，置酒峰之畿。
逶迤川上草，参差涧里薇。
轻云纫远岫，细雨沐山衣。
檐端水禽患，窗上野萤飞。
君随绿波远，我逐清风归。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来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于朝音堂，明日乃还。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亦被称老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中国北宋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洵年稍长入学，学习句读、属对、声律，但没有学会就放弃了读书，后开始游历名山大川。27岁又开始读书。在考取进士和茂才时，都未中。不久，苏洵之父去世，其归家守丧。服除后，仍居住在乡里，闭门读书，文章一新，著有《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送其二子入京应试，朝廷诏试策论，辞不赴命。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除霸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礼书，完成《太常因革礼》100卷。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卒。
苏洵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散文，文章大部分是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北宋社会的现实而作。其散文以气势胜，具有荀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观点明确，析理深透，语言犀利，结构谨严，妙喻连篇，呈现出雄奇高古的风格。苏洵的散文在当时就颇具影响，对改变不良文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权书》《衡论》诸作，纵谈古今，议论圆转，纵横恣肆，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说。苏洵诗作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言古诗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