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汲来清凉井水漱口刷牙,心清了再拂去衣上尘土。
悠闲地捧起佛门贝叶经,信步走出东斋吟咏朗读。
佛经真谛世人并无领悟,荒诞之事却为人们追逐。
佛儒精义原也可望暗合,但修养本性我何以精熟。
道人禅院多么幽雅清静,绿色鲜苔连接竹林深处。
太阳出来照着晨雾余露,苍翠松树宛若沐后涂脂。
清静使我恬淡难以言说,悟出佛理内心畅快满足。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既表达了诗人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
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柳宗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有所不同。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他自己最终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前四句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像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
结尾二句意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情景与读经这两者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生动表现了诗人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营造了一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当时,柳宗元住永州龙兴寺。龙兴寺在城南,住持僧为重巽,坐禅于龙兴寺净土院,与住在龙兴寺西厢的柳宗元相邻。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称其为“超师”。柳宗元于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为师,或请其讲“佛道”,或到净土院读佛经。一天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的超师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
柳宗元生活在一个腐朽衰败的时代,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客观上受到无数打击,主观上又受到儒、释、道“三教调和”思想的限制,结果政治抱负不得施展,贬斥终身,壮志未酬,走完了悲剧的一生。他像当时大多数有志于积极用世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坚信儒家学说,以实现尧、舜、孔子“圣人之道”为奋斗的最终目的;同时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他是把佛教与诸子学说并列看待,想从中找出积极有益的内容作为济世的手段,以实现“辅时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最终落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沼。特别是他在遭贬永州之后,政治失意,前途无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宁静与解脱,其时佛教对他的消极影响就更明显了。此诗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境下创作的。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为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底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见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平沙芳草渡头村,绿遍去年痕。游丝上下,流莺来往,无限销魂。
绮窗深静人归晚,金鸭水沉温。海棠影下,子规声里,立尽黄昏。
宋尤文简公,尝爱孙兴公《遂初赋》,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书扁赐之。在今无锡九龙山之下。公十四世孙质,字叔野,求其遗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规度于山之阳,为新堂,仍以遂初为匾,以书来求余之。
按兴公尝隐会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为此赋。其后涉历世涂,违其夙好,为桓温所讥。文简公历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为况,若有不相当者。昔伊尹、傅说、吕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钓,以辅相商、周之主,终其身无复隐处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日:“汝明勖偶王,在宜,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当时君臣之际可知矣。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会,而义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贵显,或未必尽其用,而势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谓介然者,终不肯随世俗而移易。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则其高世遐举之志,宜其时见于言语文字之间,而有不能自己者。当宋皇桔、治平之时,欧阳公位登两府,际遇不为不隆矣,今读其《思颍》之诗,《归田》之录,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后,虽孝宗之英毅,光宗之总揽,远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宫闱戚畹,干预朝政,时事有不可胜道者矣。虽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当世之人主不可谓不知之,而终不能默默以自安。盖君子之志如此。
公殁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复其旧,遗构宛然。无锡,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过之者登其堂,犹或能想见公之仪刑。而读余之言,其亦不能无概于中也已。
棠梨花开社酒浓,南村北村鼓冬冬。
且祈麦熟得饱饭,敢说谷贱复伤农。
崖州万里窜酷吏,湖南几时起卧龙?
但愿诸贤集廊庙,书生穷死胜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