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有学问的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但仍然要从“六艺”中查考可信的依据。《诗经》《尚书》虽残缺不全，然而有关虞、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决定禅让给虞舜。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继统，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但是，有的人却说：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双双投水而死。这些，又怎么说起呢？太史公说：我曾经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孔子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圣人和贤能之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记载十分详尽。我所听说韵许由、务光，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很少怨言。”又说，他们“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为什么怨恨呢？”我悲怜伯夷的心意，读到他们留下的逸诗而感到事实是令人奇怪的。他们的传记里写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意愿。”于是就逃开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正当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他为文王，正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啊！”扶起他们，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乱以后，天下都归顺于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种情况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有人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为善之人。”那么，象伯夷、叔齐，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而终致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永远穷困潦倒，连糟糠都难得饱足，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又怎么样呢？盗蹠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凶横残暴，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最终活到高龄而死。他是遵行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世，有些人操行不规矩，专门违犯法律，而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子孙都保有丰厚的产业。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邪道，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奋力去做，反而遭受祸殃的人，是多得没法数的。我是非常怀疑的，倘若这便是所谓天道，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丢命，壮烈之士为名而献身，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易经·乾卦》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云跟从龙而生，风伴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齐虽是贤人，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子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巖穴隐居之士，取舍是如此有规范，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实在是可悲的事情！民间的普通人，想磨砺德行，建立名声，如果不依附那名望、地位极高的人，哪能留名于后世呢？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这引起了司马迁对所谓“天道”的怀疑，“天道”并不总是能准确地奖赏好人、惩罚坏人，不总是能主持正义，我们是否还要相信“天道”的存在呢？司马迁在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接着指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称赞了伯夷叔齐的行为，而其名易显。这或许也是一种“天道”吧？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弦声浅。情若何，荀奉倩。
城头日，长向城头住。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
一叶度春风，芳芳自相接。
色杂乱参差，众花纷重叠。
重叠不可思，思此谁能惬。
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管子之法，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观世变矣。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继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悲士不遇赋》《太史公自序》等。
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极为深远。他死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