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君未生与余未相见,而其精神、志趋、形貌、辞气,早熟悉于刘北固、古塘及宋潜虚,既定交,潜虚、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师、及归故乡,惟与未生游处为长久。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潜虚:当弃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
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东下,至淮阴,始知《南山集》祸作,而余已北发。居常自怼曰:“亡者则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将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沈阳范恒庵高其义,为言于驸马孙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营,八日而孙死,祁君学圃馆焉。每薄暮,公事毕,辄与未生执手溪梁间,因念此地出塞门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宫始二十年,前此盖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长东南,及暮齿,而每岁至此涉三时,其山川物色,久与吾精神相凭依,异矣。而未生复与余数晨夕于此,尤异矣。盖天假之缘,使余与未生为数月之聚;而孙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归也。
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观子美之诗,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时所与游好,其入之精神;志趋、形貌、辞气若近在耳目间,是其人未尝亡而其交亦未尝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归与古塘各修行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则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赖矣,又何必以别离为戚戚哉!
左未生君,我最早没有与他见过面,但他的思想志向和爱好兴趣、身材长相和言谈风度,我早已从刘北固、刘古塘和宋潜虚那里得到充分的了解。我和未生见面结下友谊后,潜虚、北固各自分散在外地,我在京城。等到回桐城,我独独和未生交游相处了很长时间。北固客游在外,死于武昌。因此我经常劝戒潜虚,应该抛弃名誉功利,和未生一起回浮山养老,但潜虚不接受我的规劝。我对他非常气恼。
辛卯年秋天,左未生从燕山南方搭乘漕运的船向东,到淮河的南边,才知道《南山集》案发生了,我受牵连向北进发,平时自己怨恨说:“死了就死了,难道活着的就要互相对望永远分开么?”己亥年四月,我将去往塞上,而左未生自桐城来到,沈阳范恒庵赞赏他的道义,为他向驸马孙公进言,使他一同到我这儿来。到了上营八天孙公死了,祁学圃为他们安排住宿。每当傍晚共事做完,我就和左未生携手在溪流上的桥上散步。就想到这里到塞门二百里地,自从当今皇上向北巡游,建立行宫,始于二十年前,这里是人迹罕至的。我生长于东南方,到了晚年,每年到这地方度过一些时间,这里的山水景色,长时间与我互相依靠慰藉,很奇特啊!而左未生和我多次早晚到这里,更加特别啊!大概是上天借我们的缘分,让我和左未生有几个月的相聚,而孙公的死,又是用来警示左未生,催促他赶快回去的。
古来没有生而不死的人,也没有聚而不散的人。然而我经常看杜甫的诗,和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一时交游相处的,人的精神、志趣、外貌、谈吐就像在耳边听到眼睛看到。假使人没有死,交往没有离散,我年老多病,不能自我勉励做表率,左未生回去,和古塘先生各自修行著书,来流传后世,这样那么我所认为的死而不亡就有依靠了,又为何一定要为别离忧伤啊!
左未生是左光斗之孙,和方苞既是同乡,又是挚友,而且方苞对左光斗的高风亮节历来又十分钦佩。这种关系,决定了这篇赠序既区别于一般的赠送朋友或晚辈(如冯文子)的文章,也区别于赠送亲旧(如吴一平)的文章。中间既有情同亲旧的眷恋,又有语重心长的关切,而内心的痛苦与怨恨又不能表现得太直率。作者从交往落笔取一种极其平静的口吻叙事,而将內在的丰富情感深深地寄寓于行文之中。
文章分三部分叙述,第一段叙订交之始是由刘氏兄弟及宋潜虚的介绍,虽未谋面,对对方的精神志趣、形貌辞气却早已有了详尽的了解。定交之后友朋四散,独与未生游处为久长。其后,刘北固客死他乡,宋潜虚又奔走于声利,自己也漂泊在外,友朋聚处之乐殊不易得。恰恰就在这时,《南山集》案发,自己被逮北上,左未生南归相聚的计划又落空在这种危难的情势下,左未生不由非常怅恨:“亡者则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这一慨叹,既写出了未生与自己的死生交情,也起承上启下作用,说明了下文偕同出塞的思想基础。
文章至此转入第二部分,写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自己随皇族出塞时,未生为不使朋友间“相望而永隔”不远千里,赶来相聚,并得人帮助,获准与自己一同赴热河,二人得以相聚三个来月。“每薄暮,公事毕,辄与未生执手溪梁间”,其亲密欢悦之情溢于言表。但塞外的环境对南方人来说,实在是很不适宜的,自己能适应已不同寻常,未生也能处数月之久,就更不寻常了。然而毕竟不能久留,驸马孙公之死对未生这南方人已是个警告,也是对他南归的一种催促。正因为如此,这三个月的相聚就特别显得珍贵,诚可谓是“天假之缘”了。
行文至此,文章借一句慨叹收束起叙事,转入第三层,以议论的口吻写出自己的劝勉,指出神交独有千古,不在区区形迹之间,勉励未生回乡后应与古塘各修行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而倘能如此,“则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赖矣,又何必以别离为戚戚哉!”既回应了开头,又不失赠别文章的旨义。而从这种貌似平和婉转的叙述劝勉中,又使人可感觉到作者极其真挚的情感和沉重的心情,体味到左未生离去后他内心的苦闷与落寞。
一篇文章,外表典雅,而内蕴深厚,感情的流露,极自然含蓄。文笔又随意挥洒,不经营而自有经营之妙。这种艺术功力,已是相当深厚了。
这篇序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当时方苞刚经历了“《南山集》案”之祸,几至于杀身。虽得大赦,但惊魂甫定。出狱之后,虽供职于南书房,做了康熙帝的词臣,却没有人身自由,其家属族人也被强令入京,编入汉军旗下,自己也不得回乡,内心非常苦闷。康熙五十八年,他随皇族出塞外至热河行宫时,友人左未生从江南赶来陪他同行,不辞塞外风沙酷暑、气候恶劣,和他朝夕相处了三个月才打算返回。为朋友送行,方苞创作了这篇赠序。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常记相逢若耶上,隔三湘,碧云望断空惆怅。美人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轻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