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鲁地老叟谈论《五经》,白发皓首只能死守章句。
问他经国济世的策略,茫茫然如同坠入烟雾。
脚下穿着远游的文履,头上戴着方山的头巾。
沿着直道缓缓迈步,还没抬脚,已掀起了尘土。
秦朝丞相李斯,早就不重用褒衣博带的儒生。
你也不是达于时变的通儒叔孙通,和我原本就不是同流。
什么是适合时代的事都不懂,还是回到汶水边去躬耕吧。
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与“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嘲鲁儒》这首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李白移居东鲁不久,有人认为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也有人认为作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李白寓居的瑕丘,就是今天的兖州,其地距孔子故里曲阜不过数十里之遥,正是“盛产”儒生的地方。李白来到这里,见到大批“鲁儒”,一旦与之交接,心所鄙之,因此写诗以讽刺。
唐代是一个思想开放、自由的时代,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释、道二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势力也相当大。在开、天盛世成长起来的李白,接受了十分庞杂的思想影响,但儒家思想仍旧在李白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所嘲讽的“鲁儒”,只是儒生中的一种人。自汉代以来,山东的儒学就有齐学与鲁学之分。大体说来,鲁学好古而齐学趋时,鲁学重章句而齐学重世用。汉高祖时的儒生叔孙通,就是属于齐学一派。他在天下初定之际,为了树立朝廷的权威,领命去鲁地征召儒生以共起朝仪。当时有两个儒生不肯前往,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道:“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带着三十个应征的儒生进京,为朝廷制订了成套的礼仪。汉高祖七年,长乐宫落成,高祖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李白所嘲讽的“鲁儒”,正是叔孙通所讥笑的那一类“不知时变”的“鄙儒”。
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
杨柳荫中新酒店,蒲萄架下小渔船。
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
政尔清和还在道,为谁辛苦不归田?
林深藏却云门寺,回首若耶溪。苎萝人去,蓬莱山在,老树荒碑。神仙何处,烧丹傍井,试墨临池。荷花十里,清风鉴水,明月天衣。
极目晴川展画屏,地从桃塞接蒲城。
滩头鹭占清波立,原上人侵落照耕。
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静中生。
凭轩尽日不回首,楚水吴山无限情。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邱’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尚书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太原王君为池州之明年,治其后堂北向,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谓其出政于南向之堂,而思之于此。其冬,予客过池,而属予记之。
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余钱,以易其旧腐坏断,既完以固,不窘寒暑。辟而即之,则旧圃之胜,凉台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径,皆在其前;平畦浅槛,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于是退处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则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
夫接于人无穷,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无常,而不可以拘者,时也;其应无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时之变而因之,见必然之理而循之,则事者虽无穷而易应也,虽善惑而易治也。故所与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与违之,必人之所厌也。如此者,未有不始于思,然后得于己。得于己,故谓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政者,岂止于治文书、督赋敛、断狱讼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则无思也;已化矣,则亦岂止于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尝有易此者也。
今君之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深于《春秋》,其挺然独见,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来为是邦,施用素学,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为不足,而思之于此。虽今之吏不得以尽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则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泽者乎?故予为之书。嘉祐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