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读白乐天《江州司马厅记》，言“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设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那司马之职尽去，惟员与俸在。”余以隆庆二年秋，自吴兴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实司那之马政，今马政无所为也，独承奉太仆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谓司马之职尽去，真如乐天所云者。
而乐天又言：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观游，惟司马得从容山水间，以足为乐。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贡》衡津、大陆，并其境内。太史公称”邯郸亦漳、河间一都会”，“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余夙欲览观其山川之美，而日闭门不出，则乐天所得以养志忘名者，余亦无以有之。然独爱乐天襟怀夷旷，能自适，现其所为诗，绝不类古迁谪者，有无聊不平之意。则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虽徽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
余自夏来，忽已秋中，颇能以书史自误。顾街内无精庐，治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风烈日，霖雨飞霜，无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惯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谓识时知命，差不愧于乐天。因诵其语以为《厅记》。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
我曾经读过白居易写的《江州司马厅记》，文章说从唐高祖以后，众多的官员可以酌事势所宜，自行处理，不必请示，这都不是当初设置各级官职的制度，从五大都督府，到上中下郡司马的职务都没有了，惟有官的名额和体禄还在。我在隆庆二年秋季自吴兴调到邢州任副职，第二年夏季五月到任，实际上主持郡里的马政，管畜牧及采购马匹。而今马政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收接转发太仆寺的文件而已。所谓司马管的那些本职工作，都成过去的事了，真和白居易在文章里说的那样。而白居易又说：九江左有庐山，右有长江、郑阳湖，山高气清，多有美好的景致。守土之臣不可观游，惟有司马可以从容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此为乐。而邢州位于黄河以北，古称河内，性太行山下.《禹贡》提到的衡漳大地全都在其境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邯郸也是漳河之间的一个都会，当地的风俗习惯仍然有赵国之风。我一向想浏览它的山川之美，而终日闭门不出，于是白居易所得以养志忘名的游历山川之乐，我也无由得到。然而我独爱白居易襟怀愉夷旷达，能自找适意;看他写的诗，绝不像过去被迁滴的人，流姆无聊不平的情绪，那么白居易所描述的九江那美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偶尔寄托而已。虽蛰居九江，难道有什么不自得吗？
我自夏天来到邢州，不觉已是秋季，颇能以读书、史自娱。见官署里面没有书斋，就盖了一间土房，而它的门窗向西，秋雨飞霜，无处可避。小桌子、床也不能置备。每月得傣禄黄米两石。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吃黄米饭，然而能宽容安闲，自以为识时知命，大致不愧于白居易.因此我读着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而写了这篇《厅记》。倘若白居易有知，也可以说千年之后还有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了。
全文共分三段。这篇文章的开头很巧妙，有如神来之笔引出唐代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而且是读他的《江州司马厅记》。开头一段的文字是不动感情的，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潜台词已经不说自明。第一段引述白居易文章中的相关语句，说明自己主管的马政是无所事事、独奉文移的闲职。并用“司马之职尽去”之语，点明了自己的处境与千年前的江州司马何其相似。
第二段以江州山水之美与邢州环境作比较，说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犹有赵之风”，不类江州之佳山水，所以也不能和江州司马那样“养志忘名”，只能心仪其“襟怀夷旷，能自适”。第二段感情波澜起伏。白乐天谪居江州，犹有匡庐江湖之佳境可供养志忘名，可自己呢，亦无以有之，比白乐天的处境更差。但是，白居易虽然是个迁谪者却没有无聊不平之意，胸怀夷旷，能自适，是归有光所赞同的。因此，“虽微江州，其有不自得哉”一语，既是说自居易，也是说自己。
第三段具体写自己住处的恶劣环境和以书史自娱的心境，实是以干载之下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同志自居而自表心迹而已。结尾处点睛之笔说得很明白：儒家的“乐天知命”的思想，是白居易和归有光所共有的。
这篇文章刻意摹仿白居易的笔触，宣泄一己不平之气，揭示出异代同悲的实质，即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才的摧残压制。文末所谓“使乐天有知，亦以谓千栽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正是悲愤已极之语。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夏天，作者到邢州就任马政通判。担任一个无所事事的清闲职务，而且是明升暗降，这对作者是政治上的打击，使作者有压抑不快之感。作者由“司马政"联想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遭遇，于是写下这篇散文来将自己和白居易作比较。
谈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于必朽之处，此吾所为悁悁而悲也。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则宇宙间安得有此纷纷之周、孔哉！
子之大父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其梗概以永其人，而不意寄来墓志无一字及医，反托于与陈文恭公讲学云云。呜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传矣，朽矣！
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圣学莫如仁，先生能以术仁其民，使无夭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素位而行，学孰大于是！而何必舍之以他求？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则名高；而布衣扶相公以自尊，则甚陋。今执逮之人而问之曰：“一瓢先生非名医乎？”虽子之仇，无异词也。又问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学乎？”虽子之戚，有异词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传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传先人，得毋以“艺成而下”之说为斤斤乎？不知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医之为艺，尤非易言，神农始之，黄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领之，其道通于神圣。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转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无一人之上，而反贱之于举目皆是之中，过矣！
仆昔疾病，性命危笃，尔时虽十周、程、张、朱何益？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虑此外必有异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寿世者，辑而传焉，当高出语录陈言万万。而乃讳而不宣，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学中未必增一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赵广，合肥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的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
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开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宣化里人。中国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归有光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南归，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二十余年，生徒常达数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后又七赴春闱，皆不第。他关心家乡水利，曾考察三江古迹，著书《三吴水利录》。后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时，采用了归有光的许多建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得中进士，授长兴知县。任内重视教化，治政廉明，因得罪上司被迁为顺德府通判。隆庆四年（1570年），经大学士高拱、赵贞吉举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后留掌内阁制敕房，参与编修《世宗实录》。人称“归太仆”。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以老儒身份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相抗，斥其为“庸妄巨子”。其文上承唐宋八大家，清人将其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相提并论，近人则径称他们为“唐宋派”。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能以情动人，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又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亦能作诗。著有《震川先生集》《易图论》《尚书叙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