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回去啊，我回到哪里？故乡在万里岷峨。人生百年过了一大半，苦于来日不算多。眼见黄州五年两闰，孩予会唱楚语吴歌。山中友备上酒菜，盛情款待相劝老东坡。
面对友人一片冰心，我还有什么可说！人生到底为什么，辗转奔波如穿梭？唯盼他年闲暇，坐看秋风洛水荡清波。别了，堂前亲种的细柳，请父老，莫剪柔柯。致语再三，晴时替我晾晒渔蓑。
苏轼作词，有意与“花间”以来只言闺情琐事的传统相异，而尽情地把自已作为高人雅士、作为天才诗人的整个面貌、胸怀与学问从作品中呈现出来。一部东坡词集，抒情方式与技巧变化多端，因内容的需要而异。其中有一类作品，纯任性情，不假雕饰，脱口而出，无穷清新，它们在技巧和章法上看不出有多少创造发明，却专以真实感人的情绪和浑然天成的结构取胜。这首留别黄州父老的词即其一例。
上片开头三句，起势十分陡健，作者翘首西望，哀声长吟，乡情浓郁感人。首句“归去来兮”，一字不易地搬用陶渊明《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已思归西蜀故里的强烈愿望。这三句中，还包含了一段潜台词，让读者自去想象补充，这就是：当年陶渊明高唱“归去来兮”，是归隐之志已经得以实现之时的欢畅得意之辞，而东坡虽然一心想效法渊明，无奈量移汝州是不可抗拒的“君命”，此时仍在“待罪”之中，不能自由归去，因此自已吟唱“归去来兮”仅仅是表示欲归不得的怅恨而已。接下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二句，以时光易逝，人空老大的感叹，加浓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上片的后半，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在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这里的山川人物的深厚情谊。楚语吴歌，铿然在耳；鸡豚社酒，宛然在目。黄州的语言风俗，黄州的父老乡亲对东坡先生敬之爱之的热烈场面，以及东坡临别依依的情怀，都在这一段真切细致的描写中展露出来了。
词的下片，进一步将宦途失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对写，突出了作者达观豪爽的可爱性格。过片三句，向父老申说自已不得不去汝州，并叹息人生无定，来往如梭，表明自已失意坎坷，无法掌握命运的痛苦之情。“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二句，却一笔汤开，瞻望自已即将到达之地，随缘自适的思想顿然取代了愁苦之情。一个“闲”字，将上项哀思愁怀化开，抒情气氛从此变得开朗明澈。从“好在堂前细柳”至篇末，是此词的最后一个抒情层次，以对黄州雪堂的留恋再次表达了对邻里父老的深厚感情。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已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段难忘的生活。措辞非常含蓄，不明说留恋黄州，而留恋之情早已充溢字里行间。
东坡到黄州，原是以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长官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性情达观，思想通脱，善于自解，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必是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由此可见，这首词抒发的离情，是发自东坡内心的高度真实之情。此篇的优良，就在“情真意切”这四个字上。尤其是上下两片的后半，不但情致温厚，属辞雅逸，而且意象鲜明，宛转含蓄，是构成这个抒情佳篇的两个高潮。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达五年之久的苏轼，接到了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安置的命令。邻里友人纷纷相送，苏轼作此词以示告别。所谓量移，指的是被贬谪远方的臣子，遇赦酌情移近安置，并非平反复官。对于苏轼来说，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销，官职也仍然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都没有任何欣喜之感。这一年他已四十八岁，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由于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不断地西去东来，南迁北徙，赏够了人生的苦味。当此再一次迁徙之际，政治牢骚与思乡之情交织在他胸中，使他思绪万千，心潮难平。不过苏轼毕竟是豪放旷达之士，他不愿也决不会在牢骚与哀愁中沉沦下去。他很快地恢复了自我感觉的平衡，转而用亲切平和的笔调，向黄州父老娓娓动听地倾诉起依依难舍的别情来。以亲密的友情来驱散迁客的苦情，以久惯世路的旷达之怀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这就是此篇的感情波澜的酝酿过程，也是词章思想内容的核心。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论曰：“居士词岂无去国怀乡之感，殊觉哀而不伤。”此评正适合于阐释这首词的情感特征。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由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淮、汴、睢、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由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
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楼。
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因爱庵前一脉泉，襆衾来此借房眠。
骤闻将谓溪当户，久听翻疑屋是船。
变作怒声犹壮伟，滴成细点更清圆。
君看昔日兰亭帖，亦把湍流替管弦。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