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
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深虑论》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写于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和前朝许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统治权的问题。他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旅,带来了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朱元璋为了加强朱氏势力面把军事大权交付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潜伏着战祸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了《深虑论》这篇向当政者提出警策劝谏的文章。
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
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
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甲申秋八月十六夜,予梦与酸斋仙客游庐山,各赋诗,酸斋赋彭郎词,予赋瀑布谣。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诸五老之峰前。
我疑天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
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
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
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
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泠渊。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马上凝情忆旧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
早是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晚风斜日不胜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