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雠、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而回老家，这是大家都认为非常荣耀的事，也是古今都公认的。一般当读书人穷困时，在乡里过着贫苦日子，平民儿童都可轻视甚至侮辱他。如苏秦不被嫂子礼待，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坐着四匹马拉的高大的车子，旗帜在前开道，又有骑兵卫队拥着，在街边观看的人，挤在一起肩并肩脚挨脚的，一边仰望一边赞叹；而所谓平头男女，又跑又窜又惊又慌，汗水都出来了，甚至惭愧得低头弯腰，跪在车轮辗起的灰尘和马蹄子中间，向新贵人悔过请罪。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子，成功得志时，那意气的旺盛，是以前人们所比方的穿着锦绣的荣耀事啊！
惟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相州人。祖辈起代代都有美好的德行，都是有名的高官。魏国公从年轻时就考取科举高榜，登上显要的位置。海内人士听其传布四方的德音，仰望其播及的风采，已有多年了。所说的做将相，得富贵，都是魏国公早就应有的。不像那穷困的人，一时侥幸得志，出乎庸男和愚妇的意料而使他们惊异，并向他们夸耀。既然这样，那么仪仗大旗，不足为魏国公的光荣；桓圭和礼服，不足为魏国公的显贵。只有恩德遍及百姓，功勋建于国家，事迹刻入钟鼎碑石，传播在声乐和文章里，光耀后世，永世不朽，才是魏国公的心志。读书人也是在这点上寄望魏国公啊。哪里只是荣耀于一时一乡呢？
魏国公在仁宗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身份，管理相州，就在后园建了“昼锦堂”。后又刻诗于石碑上，留给相州的人们。诗篇说的是快意于感恩报仇，夸耀个人多誉，都是值得鄙薄的。他不以昔日人们所夸耀的为荣，反而作为自己的警戒。从此可见魏国公是如何看待富贵，而志向哪能轻易测量啊！因此他能出为大将入为丞相，勤劳地为朝廷办事，不论平顺时还是险难时都一样。至于面对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议题，垂着衣带，拿着手板，不动声色，把天下放置得像泰山一样安稳，可谓是国家重臣了。他的丰功伟业，被刻上钟鼎，谱成歌曲，是国家的光荣，而不单是乡里的光荣啊。
我虽无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厅堂，却庆幸曾诵读他的诗篇，很高兴他大志有成，并向天下宣告。于是就写下以上的文字。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这篇文章作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写作此文时，韩琦任丞相，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古人曾说，富贵归故乡，犹当昼而锦。《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魏国公韩琦是以武康节度使回老家任职，是富贵而归故乡。因此，他修建了“昼锦堂”。但他志向远大，轻富贵，不以昼锦为荣，并刻诗言志。欧阳修对此十分推崇。并且，他们都曾主张革新，有共同的抱负和政治见解。因此，欧阳修“乐公（指韩琦）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写了这篇文章。
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红桥二十四，总是行云处。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
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吾卜居于南山，距县治二十余里，前后左右皆平岗，逶迤回合，层叠无穷，而独无大山；水则仅陂堰池塘而已，亦无大流。至于远山之环绕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吾尝以为看远山更佳，则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
出大门，循墙而东，有平岗，尽处土隆然而高。盖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其上有古松数十株，皆如虬龙，他杂树亦颇多有。且有隙地稍低，余欲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池之东北，仍有隙地，可以种竹千个。松之下筑—亭，而远山如屏，列于其前，于是名亭曰“数峰”，盖此亭原为西北数峰而筑也。计凿池构亭种竹之费，不下数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预名之，以待诸异日。
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
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
杏花书屋，余友周孺允所构读书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岩公为御史，谪沅、湘时，尝梦居一室，室旁杏花烂漫，诸子读书其间，声琅然出户外。嘉靖初，起官陟宪使，乃从故居迁县之东门，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后隙地谓允曰：“他日当建一室，名之为杏花书屋，以志吾梦云。”
公后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归而没于金陵。孺允兄弟数见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如是数年，始获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于园中构屋五楹，贮书万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间，周环艺以花果竹木。方春时，杏花粲发，恍如公昔年梦中矣。而回思洞庭木叶、芳洲杜若之间，可谓觉之所见者妄而梦之所为者实矣。登其室，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
昔唐人重进士科，士方登第时，则长安杏花盛开，故杏园之宴，以为盛事。今世试进士，亦当杏花时，而士之得第，多以梦见此花为前兆。此世俗不忘于荣名者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间关岭海十馀年，所谓铁石心肠，于富贵之念灰灭尽矣；乃复以科名望其子孙。盖古昔君子，爱其国家，不独尽瘁其躬而已；至于其后，犹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无穷也。夫公之所以为心者如此。
今去公之殁，曾几何时，向之所与同进者，一时富贵翕赫，其后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虽蠖屈于时，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诸孙皆秀发，可以知《诗》《书》之泽也。《诗》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于胥乐兮！”吾于周氏见之矣！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