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译文

早先我的老朋友唐宰相鲁郡公在南剑州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我以普通老百姓身份投军在他麾下。第二年，在漳江边上与他分手。又过了一年，鲁郡公因事路过张睢阳庙和颜杲卿驻军处常山一带，慷慨悲歌，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追随诸先烈游于黄泉。如今他的遗诗都留在人间，可以为证。

我遗憾一死之后只能空着两手见鲁郡公于地下，幸而还偏偏记得与他分别时的言语，每当我想到这些情景时，就会在梦中重温一遍。有时遇到山水林池台榭及云霞草木，与我们分手时的情状恰巧相像时，就会令我徘徊流连仔细察看，悲痛异常而不敢哭泣。三年之后，我经过吴县。吴县是鲁郡公早年办公的府治所在地，对着姑苏台第一次为鲁郡公痛哭。又四年之后，我在越王台再次为他痛哭。又过了五年即到今天，我在严子陵钓台又设祭大哭。

昨天，我与友人甲、乙、丙相约好第二天聚会。中午，雨还没停，我们在江边雇了条船；然后上岸，瞻仰严子陵祠堂；又在祠堂旁边僧房内休息。但见坏墙枯井，好像进入坟墓当中。回到船中，与船夫一道置办了祭祀用具。过了一会，雨停下，我们登上西台，在荒亭角上安放了牌位，然后下拜，跪下行礼。祝诵完毕后，又大哭三声，然后再下拜，起立。这时我又想起自己年轻时，经过这里一定要来祠堂瞻拜。起初来的时候，是跟随先父一起来的。如今我也快要老了，面对山河大地，风云人物，依恋不舍，如有所失。于是又对着东方哭拜不止。这时，有云从南边飘来，阴湿郁结，云气罩住了树林，好像加重了悲哀的气氛。我用竹如意敲着石块，演奏楚歌来招他的魂，歌词是：“魂灵啊，你早上要飞往何方？晚上不要归来，因为关塞一片昏黑。你化为朱鸟虽然有了嘴，却能吃到什么？”歌毕，竹如意与石块俱已碎裂了，于是大家就相互感叹。我们又登上东台，抚摸青石，然后回到船中休息。船夫方才因我痛哭过而感到惊奇，说：“刚才有巡逻船在此经过，我们何不移舟别处？”因此移船到河中心，设酒举杯相劝，各自作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傍晚，雪飞风寒，舟中不可久留，就上岸住到乙家。夜里再次写诗怀古。到了第二天，风雪更大了，我就与甲在江边分手，仅与丙两人一同归去。走了三十里，又隔了一夜才到家。

这以后，甲寄来书信与赋别的诗歌，信中说：“这天风急浪高，船夫拼命摇橹，耽搁了很久才渡过河。过河之后，真疑心有神灵在暗中相助，以显示这次聚游的伟观。”我说：“唉！自从阮籍死后，空山之中已有千余年没有哭声了。这事是否有神灵相助当然不能确知，但这次聚游确实是件壮举。我们仅能赋诗作文来表达情怀，实在是很可悲的。”我曾经想模仿司马迁作《秦楚之际月表》的体例作《季汉月表》。现在也许没有人能了解我的用心，但后代人一定会了解我的用心。这里我应当把此事记下来，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将来把它附在记载季汉事迹之后。

今天是先父登严子陵钓台后的第二十六年。先父名某字某，他登台那年是乙丑年。

词句注释

1. 西台：在今浙江桐庐西富春山，与东台对峙，相传为东汉隐士严子陵垂钓之处，又名钓台。恸：极悲哀。
2. 唐宰相鲁公：明谓唐颜真卿，实指文天祥。
3. 开府南服：在南方设立办事机构。
4. 湄：水边。
5. 张睢阳：即张巡。安史之乱时，起兵雍丘拒叛军，守睢阳达数月，终因粮绝城破遇害。颜杲卿：颜真卿从兄。安史之乱时，与其子守常山，设计擒杀安禄山部将李钦凑等，受唐玄宗嘉许。后城破遇害。
6. 卒：最终。不负其言：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从之游：追随张、颜的忠魂游于黄泉，即壮烈殉国。
7. 无以藉手：谓对国事没有贡献。藉手，手中的凭藉。
8. 姑苏：今江苏苏州吴中区。
9. 夫差之台：即姑苏台，在今苏州西南姑苏山上，传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建。
10. 越台：即大禹陵，在今浙江绍兴东南会稽山上。
11. 子陵之台：即西台。
12. 买榜：雇船。榜，船桨。江涘：江边。
13. 子陵祠：在西台下，北宋范仲淹所建。
14. 甃：砖砌的井壁，这里借指井。
15. 祝：敬悼。
16. 弱冠：二十岁。
17. 先君：亡父。
18. 睠：同“眷”，怀念。
19. 渰浥浡郁：云气蒸腾的样子。
20. “化为”句：意谓死者魂魄化为朱鸟归来，已无处可得食。咮，鸟嘴。
21. 阕：终了，完结。
22. 感唶：感叹。
23. 盍：何不。
24. 济：渡河。指渡过富春江。
25. 阴相：暗中相助。相，帮助。
26. 著：显示。
27. 阮步兵：即阮籍，字嗣宗，曾任晋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28. 良：诚然。
29. 《季汉月表》：一个朝代的末尾称“季”，“季汉”实指“季宋”，表明宋亡。
30. 《秦楚之际》：《史记》中有《秦楚之际月表》，列举秦楚汉之间的大事。
31. 宜得书：应该记录下来。书，写。
32. 讳某：名某。古人避直称尊长之名，叫“讳”。
33. 乙丑：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岁次乙丑。

作品赏析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为悼念故宋丞相文天祥而作，当时离文天祥就义已有八年。谢翱曾是文天祥的部下。景炎元年（1276年）临安城破，文天祥至福建一带聚兵抗元，谢翱毅然率乡兵数百投奔。在转战各地的战斗里程中，谢翱对文天祥的人格、气节多有了解，对他一直怀有敬重与敬仰之情。当文天祥殉难后，谢翱多次哭悼。第一次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 始闻文天祥噩耗的姑苏，第二次是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的越台，第三次就是在浙江桐庐富春山的西台。谢翱专门为第三次的恸哭写了这篇《登西台恸哭记》以作纪念。

名家评价

• 元末明初浙东理学家张丁《〈登西台恸哭记〉注》：若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
• 中国作家协会原名誉委员徐中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原顾问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行文欲言又止，隐约其词，以“春秋笔法”传言外之意。文章沉郁唱叹，血泪满纸。

后世影响

《登西台恸哭记》是一篇宣传爱国主义高扬民族气节的优秀散文，在元、明之际广为流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几乎成了人人必读的文学教材，为之笺注索隐题记序跋者不乏其人。明、清之际，由于民族矛盾又一次加剧，这篇文章又一次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元明之际的张丁、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都曾为之作注，以寄托其麦秀、黍离之悲，民族沦亡之痛，这些都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