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枳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此石巍巍活象牛，埋藏是地数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滴浑身有汗流。
芳草齐眉弗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
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幼年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赐同进士出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后因忧虑外戚专权之事重演，便利用讲学之便多次攻击身为外戚的韩侂胄。但韩侂胄被宁宗拥立，便将朱熹褫职出朝。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以伪学欺人，攻讦其为“伪学魁首”，列有六大罪。朱熹以伪学罪被落职罢祠，归建阳讲学著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于家中，谥号为文。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是“二程”三传弟子李侗学生。朱熹的哲学体系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道教思想而形成。与“二程”学说合称为“程朱理学”。其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官方哲学。其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还著有一千二百五十多首诗作，有着不容忽视的造诣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