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之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动。园之守启日：“园有樗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记之。
官署东边的园子，杂草丛生，很久没有整治了。我到任以后，才开辟它，给贫瘠干涸的土地施肥灌水，把土地分成十多畦，将荒园变成菜园，又种植了花木，果树、梧桐、竹子约百株。春天阳气上升，温暖浮现，草木的萌芽就要显露出去。管理菜园的人报告说：“园里有株臭椿树，它根粗叶大。根粗就阻塞了地下的水分通道，消耗阳气，叶大就遮蔽阳光，阻碍雨露，使新植的花木不能充分享受雨露阳光，伸展繁茂。而且它材质弯曲臃肿，疏松轻飘，不坚实，它不值得养，应该砍掉。”于是把臭椿树全部劈成柴薪。第二天，管理菜园的人又说：“菜园南边有棵杏树，它的根和枝叶所占据与遮盖的面积方圆约六七尺，树下的土地十分肥沃，因为有杏树的缘故，独不能种菜，也应该砍掉作柴薪。“我回答说：“唉，现在杏树正逢春发枝，将要开花，可以等待它结果，你难道不能少种几畦蔬菜，把那块地方作为杏树的用地吗？“因而杏树没有被砍掉。
随后我有所醒悟，并感叹道：“唉！庄子曾经说：‘臭椿树与柞树因为不成材而保全下来，尽了它们的自然年限；桂树、漆树因为有用而到遭到伤害夭折。’现今，这棵臭椿树确实不成材，却一下子被全部砍掉，杏树的木质坚硬细密，光泽美观，可以用，反而被保存下来。难道说有才与无才的事物，是由于各自碰上的时势不同而确定有幸与不幸吗？”
有一天，有位客人来我家，仆人拖着柴薪从客堂下经过，我顺便指着烧柴把心中的疑感对客人讲了。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呢？自身无用又处在无用的地方，这才是庄子所崇尚和看重的，如果自身无用又侵害有用之才，又怎么能够幸免呢？那杏树能开花结果，凭着这有益于生的条件来保护住自己的命根，真是幸运呢！至于桂树、漆树不能逃脱斤斧砍伐的原因，是因为得利处正在于它的死，所以它们势必不能生存。它同杏树实在不同。现在臭椿树臃肿不成材，又因根壮叶大妨害了其他作物，它被砍伐的确很合适。这与有才能的反而死掉、没才能的反而生存的说法又有不同啊。总之，事物的幸与不幸，看它所处的环境，时势罢了。”客人离开后，我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把它记了下来。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囿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引出庄子之“材与不材”的观点和回答，对庄子“材者死，不材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
作者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文章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
这篇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感染力。
这篇文章作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当时作者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居洛阳。他就衙门周围的环境美化与两位园丁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浔阳张君来仪，以“静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尝属予记之，久辞而未获。
一日，与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树翳深，庭户虚寂，落然无嚣声。客顾而叹曰：“美哉居乎！使张君不勤动于外、有以自乐而成夫静者，非是居乎？”
予谓客曰：“子何言之戾耶？今有人焉，处空谷之中，栖长林之下，干戈之声不闻，车马之迹不至，其居静矣。而利禄之念不忘于心，穷约之忧每拂乎虑，虽夷然而行，块然而坐，颠倒攫攘，无异奔骛于埃壒者，子谓其果静乎？又有人焉，游于邑都，宅于市里，邻有歌呼之喧，门有造请之杂，心倦乎应答，身劳于将迎，其居非静矣。而抱廉退之节，慎出处之谊，虽逐逐焉群于众人，而进不躁忽，视世之挥霍变态倏往而倏来者，若云烟之过目，漠然不足以动之，子谓其果非静者乎？盖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是居之静无与于人，人之静亦无待于居也。虽然，亦有待其居而静者矣，然非此之谓也。《传》曰：‘居天下之广居。’广居，仁也。自克己以复之，主敬以守之，至于安重而不迁，渊靓而莫测，则其体静矣，故曰‘仁者静’。张君之志，盖在于是，而假以名其室，子岂未之思乎？”
客未有以应。张君起而谢曰：“ 若居仁而静者，虽非愚所及，则愿学之焉。子之言备矣，岂不足记吾居哉？请书之。”
顾予欲静而未能者，姑书以识之，俟他日从君而从事焉。
洛阳四野，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游观之胜，香山首焉。香山之坏，久矣。楼亭骞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余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余亦耻之。顷，余为庶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性好閒游，灵迹胜概，靡不周览。每至兹寺，慨然有葺完之愿焉。迨今七八年，幸为山水主，是偿初心、复始愿之秋也。似有缘会，果成就之。噫。予早与元相国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冥心于因果之际。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来致于余。余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回施诸寺，因请悲知僧清閒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次至，石桥一所，连廊六间。次东佛龛，大屋十一间。次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凡支坏补缺，垒隤覆漏，圬墁之功必精，赭垩之饰必良，虽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长者坏宅，郁为导师化城。于是龛像无澡湿陊泐之危，寺僧有经行晏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观者得寓目。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一时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清閒上人与余及微之，皆夙旧也。交情愿力尽得知之，憾往念来，欢且赞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当归微之。必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予应曰：呜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与微之结后缘于兹土乎。因此行愿，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同游于兹寺乎。言及于斯，涟而涕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记。
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
楚魂寻梦风颸然，晓风飞雨生苔钱。
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
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鸡鸣发黄山，暝投鰕湖宿。
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
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
半夜四天开，星河烂人目。
明晨大楼去，岗陇多屈伏。
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四岁丧父，虽家贫而好学。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两年后因替被贬的范仲淹申辩而被外贬夷陵。后入朝复职，又升知谏院、知制诰等职，赞助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被外放知滁、扬、颍及应天等州府。数年后再度被召回朝，拜官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宋英宗即位后，被卷入濮议之争中，颇受非议。宋神宗即位后力求辞位，出知亳、青、蔡三州，又反对熙宁变法的部分措施。熙宁四年（1071年）得以太子少师致仕，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平生喜好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都受到他的提携和栽培，对北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文纡徐委曲，明白易晓，擅长抒情，说理畅达，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诗风雄健清丽，词风婉约有致。此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今有诗词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