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四面八方气候不同,风霜雪雨千里有异。
边海的人民生活艰辛,平时就住在野外的草棚里。
老婆孩子像野兽一样没有衣服穿,每天就在这艰险的山林里生活。
家家户户没有烟火,狐狸野兔在屋内乱窜。
《泰山梁甫行》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泰山梁甫行》是借乐府旧题描写海边逃民的困苦生活而作。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考证,有多种说法。有人根据曹植《求自试表》中“臣昔从先武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的叙述,认为这首诗当作于曹植随曹操北征乌桓时,写途中所见。可为不实,因当时曹植虽在戎马之中,未经流离之苦,还不可能对灾难中的人民有如此诗中那样深厚强烈的同情。有人根据曹植《迁都赋·序》中“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叙述认为作于魏明帝时,是自况。因曹丕父子的迫害,曹植不断地搬家,每况愈下,虽近似“流离”,但并未“失所”,还没有到藏身草野的地步。这首诗写于魏明帝时是无疑的,但不是自况。在曹叡的时代徭役繁兴,赋敛苛细,百姓为了逃避征调,常常不敢家居而窜入山林;诗中写的正是这种悲惨情景。
风露湿行云,沙水迷归艇。卧看明河月满空,斗挂苍山顶。
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