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和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夜深残月过山房。睡觉北窗凉。起绕中庭独步,一天星斗文章。
朝来客话:“山林钟鼎,那处难忘。”“君向沙头细问,白鸥知我行藏。”
琼苑金池,青门紫陌,似雪杨花满路。云日淡、天低昼永,过三点两点细雨。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更水绕人家,桥当门巷,燕燕莺莺飞舞。
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纵宝马嘶风,红尘拂面,也则寻芳归去。
碧山锦树明秋霁。路转陡,疑无地。忽有人家临曲水,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
凄凉只恐乡心起。凤楼远、回头谩凝睇。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馀,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
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
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下苔。
何当一入幌,为拂绿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