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爵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试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第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篇散文是作者为搜集南明史料,写给他的学生余湛的信,时间大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左右,当时戴名世正在浙江学使处为幕僚。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抵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己未八月二十日夜,梦有人以石研屏见饷者。其色如玉,光润可爱。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云:“湘潭里中有张其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搏,偶败,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来视之,浮水上,则牛耳。自后并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辄不利。”梦中异之,为作诗数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觉而忘其言。后三日,赋词以识其异。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沈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倾为石。
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沈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间,只合化,梦中蝶。
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
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
小邑且割鸡,大刀伫烹牛。
雷声动四境,惠与清漳流。
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
心和得天真,风俗由太古。
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
问此何以然,贤人宰吾土。
举邑树桃李,垂阴亦流芬。
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
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
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
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
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
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
长啸一无言,陶然上皇逸。
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
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
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
过客览行谣,因之颂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