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忘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茞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曹植敬白:德祖兄,几天不见,非常想念你,估计你也是吧。
我从小喜欢文章,到今天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在汉南首屈一指,陈琳在河朔独占鳌头,徐干在青土名列前茅,刘桢在海边最是出色,应玚在此地发迹,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掌握了学问的本质、文章的真谛。我们魏王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再写出绝妙的文章,震惊千里。以陈琳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能达到和司马相如一样的风格,就像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我从前写文章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不会听错音律,人们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不感叹,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一点毛病。我也喜欢被人指点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从前丁廙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辞了。丁廙对我说:“你担心什么呢,文章的好坏,我一个人承担,后世的人谁知道给我润色的人是哪个?”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从前孔子的文辞,人们可以和他交流,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除了这些文章,没有毛病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
可能只有拥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谈论什么是淑媛;具备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如何割断东西。刘修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挑剔人家的文章,指责人家的缺点。从前田巴诋毁五帝,蔑视三王,在稷下学宫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让一千人心悦诚服,但是遭到鲁仲连的一通反驳,便终身闭口不再说话。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像兰茞荪蕙的芬芳,是众人喜欢闻的,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六茎》的音乐,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否定音乐的议论,怎么能一样看待呢?
如今我从小所写的辞赋都全部送给你,街巷里人们的谈论,一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驾车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不足以用来宣扬大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扬雄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才,但是作为王侯,还想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难道只以空洞的文章来建立功勋,用辞赋来追求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人们的言论,辨别时事的成败、得失,评定仁义的本质,成就自成一家的学说。就算不能把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们传给有同样志趣的人。我要坚持到白头,并不是今天说了就算了!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叙述了。曹植书。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杨德祖,即东汉末年文学家杨修,其在东汉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成为曹操的主簿。杨修学问渊博,聪慧机智,深受曹操父子的重视,据说他看到曹操的只字片语便能猜到曹操的心思。曹植雅好文学,与杨修关系密切。《与杨德祖书》是曹植整理年少所作的辞赋,送给好友杨修阅览时附寄的一封信。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作者时为临淄侯。
东汉·杨修《答临淄侯笺》: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玉点香球,尽日东风不满楼。
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