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地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像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像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有能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这篇文章韩愈就以朋友风义为主线来称赞柳宗元,文章、政事作为旁及的材料。柳宗元在中央是“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是“柳州刺史”,按照惯例,墓志铭应写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称《柳子厚墓志铭》,定下朋友的基调。全文可分为七段。
第一段写家世,这是墓志文必须写的。唐朝很重门阀牒谱,必须举上代的达官贵人。一开头只称“子厚”,不提姓柳,因为在第二段里有“众谓柳氏有子矣”的话,这里就可省去“柳”字。在举上世勋业中,提到柳奭,强调“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表明风节。对其父强调两点:一是孝道。唐朝以京官为贵,认为到地方去就是倒楣,而柳镇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这种孝行很值得称道,这又和后面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说他“号为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二王集团辩白。最后“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一句是为下文服务。
第二段写柳宗元年少得志及遭贬,可分三层。从“子厚少精敏”到“众谓柳氏有子矣”,是写柳宗元少年意气之盛。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这年五月父亲去世。“众谓柳氏有子矣”补足第一段的“姓”,而且用他父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的口说出柳氏门中出了人才。这是对柳宗元中进士阶段的充分肯定。自“其后以博学鸿词”至“交口荐誉之”为第二层。韩愈先极力强调柳宗元的才能,说明名不虚得。“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表明不是柳宗元去求别人而是别人仰慕他,这和交友已经挂了钩。“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句话尤其重要,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说明不是柳宗元巴结权贵,而是权贵们想拉拢柳宗元。这样既未抹掉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下余地,同时也伏下第五段“子厚前时少年,不自贵重”的根,为总结他的一生得失做准备。“贞元十九年”至“又例贬永州司马”为第三层,写其骤升和远贬。因为骤升和远贬对柳宗元一生是大事,所以先写年份,以示郑重。“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表明特殊恩遇。这下面有的本子是这样的:“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这是柳宗元升沉的关键,不能回避。在韩愈心目中,王叔文等是小人,不愿让他们的名字玷辱了柳的清白,所以最后定稿改成“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因为当时人或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唐顺宗是听二王和韦执谊的,唐宪宗掌权把他们引用的人都一例远贬,所以这样写也就够了。应该说明的是,王叔文集团的功过,宋代范仲淹就不同意韩愈及唐史的看法,而韩愈是把他们看成小人的,又为柳宗元惋惜,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前人称为得体。这一层着重说明升官不是柳宗元自己钻营的,遭贬也不是柳宗元本身的罪过,是受人连累。这又和上一层“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挂钩。
第三段写在永州的刻苦为词章和在柳州的政绩,分为两部分。“贞元十九年”至“而自肆于山水间”为第一部分,表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这为第五段总结一生的得失安下伏线。自“元和中”起写在柳州的政绩。这里不可不写,因为柳州四年表现出柳宗元为政的才能,但如果写得过多就冲淡了风义和文学的内容,所以着重选一件最重大的政绩来详写,那就是解决男女质钱而被没为奴婢的陋俗。这件事韩愈在袁州也这样办的。“衡湘以南”以下,是写柳宗元传播文化的功劳,这和第三段开头“刻苦”为文又是相呼应。
第四段是这篇墓志中最富有感情、激昂慷慨的段落。一开头特别用重笔提上段的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为了突出柳宗元对朋友的风义,这件事叙在到柳州上任之后。这次是因为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恼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霉,但他不但不怨刘禹锡,而且为他着想,要冒死上请。主要理由是他有老母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段叙柳镇时就强调了孝道,这是柳宗元继承父亲的孝道的具体表现,推己以及人。“呜呼”以下是就这件事发的感慨。在祭文中韩愈已发出“凡今之交,观势厚薄”的感叹。这段议论以“士穷乃见节义”为纲,把小人的嘴脸刻露殆尽。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来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落井下石做对比,“利害”前着一“小”字,又加上“仅如毛发比”来和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那些话对照,感情强烈。结语“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用“少愧”二字,表明这些人全无心肝,也该有点惭愧。这段全用对比:柳宗元的行为和现在一般人是一大对比,这批人的“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又是一大对比。而结句仍然回到柳宗元的风义上。
第五段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评,分为四层。“子厚前时少年”至“道不行于时也”是对柳子厚遭遇的惋惜。“顾藉”当“顾惜”讲,但“贵重”应该包括“顾惜”之意,不如当“只是”意属下句,写子厚少年时把功业看得太简单,和第二段呼应。再进一步,废退之后,又没有得力的朋友援引,因此不得志而死。“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是为当世惋惜。“使子厚在台省时”至“且必复用不穷”,是从反面设想,柳宗元有可能不被贬斥,贬斥后也有可能复用,这和第一层正相对应。这些话都充满惋惜与同情。“然”字一转,把前面两层意思反过来了。这和第三段“居闲益自刻苦”那些话呼应,前面是为柳宗元惋惜,这里变成为他庆幸,因为文章无疑必传于后。这是第三层。“虽使”以下,比较得失,把前三层意思总起来作比较:一是生前富贵,死后无名,一是生前困顿,文章必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耐人寻味。因为“太上有三不朽”,立言是“不朽”之一,而“为将相于一时”,死与草木同腐者多矣,结论不言自明。这段文章是对柳宗元一生得失的总结,先为之惋惜,后为之庆慰,波澜起伏,充满友情。
第六段写柳宗元之死及归葬。写出死日及年岁,生年即可推知;归葬在古人看作大事,所以要写;然后写子嗣。柳宗元的子女很小,不可能营葬,所以从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点出裴行立和卢遵。“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这几句话仍然扣紧朋友之义这根主线。对卢遵,韩愈不但写了他对柳宗元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患难中相从,而且叮咛嘱咐:“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是表扬,也带有勉励口吻。这段文章既表现柳宗元终于获朋友之助,归葬故土,也表现韩愈对柳宗元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第七段是铭辞。铭辞特别短,只有三句话。但如果了解柳宗元生前在永州就以无后为忧,死后小孩特别小,临死“遍告诸友,以寄厥子”,那么这三句话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出韩愈对柳宗元的一往情深。
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在叙事上力求简净生动,多用逆笔,正反夹说,将实事化虚,显得空灵。
《柳子厚墓志铭》为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两人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是古文运动当中的同志。柳宗元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就此写了这篇墓志铭以表彰亡友的人品学问。
流水无情,潮到空头尽白。离歌一曲怨残阳,断人肠。
东风官柳舞雕墙。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燕双双。
细雨晓莺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
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肠断塞门消息,雁来稀。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锧,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篲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摺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颐折,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气,拊其背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吕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悖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虽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